摘要：从毛泽东的“进京赶考”到习近平的“赶考远未结束”，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承“赶考精神”的驱使和鞭策，实现着“赶考接力”的顺利交接和平稳过渡，以共产党人特有之勇气、胆量、气魄和智慧，探求治国理政的道路、理论和制度，以实现国家之富强、民族之振兴、人民之幸福。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接过治国理政的“赶考接力棒”，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不断探索和开拓新境界。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赶考精神
中图分类号：D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160（2016）05-0045-06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世情、国情、党情和民情，紧紧围绕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中国梦的实际相结合，就经济发展、政治改革、文化繁荣、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国防军队、“两岸三地”、外交关系和党的建设，提出了富有创见、远见和新见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和新实践，形成了习式执政特色的治国理政。这源自“赶考精神”的驱使和鞭策，“赶考接力”的使命和责任。2013年7月11日至12日，习近平在河北调研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指出：“当年党中央离开西柏坡时，毛泽东同志说是‘进京赶考’。60多年过去了……应该说，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从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所有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努力交出优异的答卷。”[1]作为中国共产党执政新飞跃和新境界的习近平治国理政，承载和折射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展能力和发展水平的提高，映照和彰显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提升。
一、“进京赶考”：毛泽东之治国理政
三大战役胜利后，中国革命胜利的钟声即将敲响，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历史方位和工作重心即将转变，亦即由革命党转为执政党、由局部执政转向全国执政，由领导革命战争转到领导和平建设、由领导独立解放转到实现富强民主、由农村根据地转移到城市。对此，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郑重地向全党提出：“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2]P1438“两个务必”开创了中国共产党人继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应有的原则和方法。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相结合，突破苏联模式的束缚，探索适合自身实际的道路、理论和制度，并取得了显著成就。但由于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也经历了艰难曲折的过程，然而共产党人“赶考精神”的政治本色和使命意识始终熠熠生辉。
1.“赶考精神”的形成
“赶考精神”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可追溯至郭沫若所写《甲申三百年祭》和著名的“延安对”。主要是针对黄炎培提出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怪圈，毛泽东指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3]P65之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赶考”日渐清晰和明朗。而七届二中全会是“赶考”形成的重要里程碑。1949年3月23日，党中央由西柏坡迁往北平。临走前，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周笑答，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4]P469“赶考”命题正式提出。毛泽东以“赶考”之紧迫感、时代感、责任感和使命感驱使和鞭策共产党人，形成了“赶考精神”。“赶考精神”就是中国共产党赶政权巩固之考、赶经济建设之考、赶执政党建设之考，以破解历史周期律的魔咒，而蕴含其中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永不懈怠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居安思危防患未然、执政为民廉政勤政、坚定信念迎难而上的革命精神和革命气魄、精神品质和精神风貌，具有鲜明的历史性、继承性和开创性。
2.毛泽东治国理政之“答卷”
自此之后，中国共产党始终以“赶考精神”砥砺前行。新中国成立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的具体实际的第二次结合中，在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之考中，探索治国理政的道路、理论和制度。面对二战后的第三次高科技革命的浪潮，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根据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的国情，适时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上来，调动人民群众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开始破除“苏联模式”的束缚，探索“农、轻、重”为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初步总结“三面红旗”运动的经验教训，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运用价值规律，发展落后生产力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理论；注重从思想上建党，既要提高全党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又要提高全党的科学文化知识水平，同时定期开展整党整风运动，以时刻保持党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执政党建设理论；国民经济恢复发展、“三大改造”完成之后，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正式全面开启社会主义建设；国家政权巩固后，以切实尊重和实现人民当家做主的历史主体地位，建立健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根本政治制度；以国家治理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多党合作为主体的政治协商制度；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创造性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以宪法制定为主体，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与此同时，确立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化的“双百方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赶考精神”奔赴“考场”，开创蕴含共产党人本质和特质，具有时代特色、民族特色和实践特色的新执政模式，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中国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但由于受传统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体系的束缚，及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中国共产党人在认识和解决传统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模式与第三次高科技革命浪潮之间的矛盾冲突中思想和理论准备不足，未能在第二次结合中形成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的系统的思想理论体系。而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对群众式政治运动的认识未能及时随党的历史方位和工作重心的转变而转变，以革命战争年代行之有效的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的方式来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使原本应当取得更大成就的社会主义建设遭受长期的挫折。更为严重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步入历史误区，长期得不到纠正，社会主义建设缓慢。这些历史教训给中国共产党人继续探索治国理政的理论和实践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借鉴和历史参考。
二、“赶考接力”：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之治国理政
通过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党的思想路线得以重新回到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上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我们党和国家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新阶段。之后，逐渐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及以江泽民和胡锦涛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历任领导集体面对改革开放这一“考试试题”和“考试任务”，以“赶考精神”的驱使和鞭策，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改革和开放的实际相结合，认真走好“赶考”路，扎扎实实“应考”，实现了第二次历史飞跃，实现了“赶考接力”的顺利交接和平稳过渡，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健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取得了伟大成就，从而不断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中国梦的实现。
1.“赶考接力”之继承和突破：邓小平治国理政
面对传统社会主义建设模式下社会主义优越性长期得不到很好体现，面对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之需要与落后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长期得不到解决，面对中国经济社会落后的现实与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邓小平坚持将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相结合、相统一，深刻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改革和开放的实际相结合，以解放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提高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为立足点和出发点，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即秉承“赶考精神”的驱使和鞭策，以对“赶考接力”的继承和突破解决了关系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根本问题，创造性地回答和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样建设社会主义”，找到了“自己的路”——坚定不移地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邓小平面对新的“考试主题”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坚持以“三步走”战略来统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核心和关键是从作风上建党入手，聚焦制度建党，确保党的领导核心地位，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坚持以富强、民主、文明为奋斗目标来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提出和丰富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坚持以“三个有利于”标准来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坚持以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来推进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完善；坚持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与社会法制化来保障和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利益。邓小平治国理政以“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样建设社会主义”为切入点和突破口，形成邓小平理论，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和制度，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中国梦进一步奠定坚实基础。
2.“赶考接力”之发展和创新：江泽民治国理政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面对改革开放的新机遇和新挑战，面对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导致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低潮，江泽民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共产党历史方位深刻变化的实际相结合，集全党之智慧和力量，进一步回答和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必须不断予以与时俱进和开拓创新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问题，开创性地回答和解决“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秉承“赶考精神”的驱使和鞭策，以对“赶考接力”的发展和创新，进一步坚定“走自己的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江泽民面对全新的“考题”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新三步走”的战略高度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即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提出“两个先锋队”，聚焦“工程建党”，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坚持以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为中心来加强新时期执政党建设；坚持以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设“三位一体”来统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坚持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来加快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江泽民治国理政以“建设什么样的党、怎么样建设党”为核心和关键，形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开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和制度，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中国梦推向前进。
3.“赶考接力”之拓展和升华：胡锦涛治国理政
十六大顺利实现了新旧领导集体的更替和平稳过渡，站在新的历史起点、立足新的发展定位，胡锦涛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体实际相结合，进一步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深入回答和实践“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事关全局的问题，创新性地回答和解决“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秉承“赶考精神”的驱使和鞭策，以对“赶考接力”的拓展和升华，更加坚定了继续“走自己的路”——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胡锦涛直面新世纪的“考试任务”以让改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为目标，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重点是用改革创新精神，聚焦“科学建党”，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坚持以党能够经受“四个考验”、克服“四个风险”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学风、党风和文风建设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坚持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与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来统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格局；坚持从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到建成全面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来推进政治体制等各方面的改革。胡锦涛治国理政以“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为链接点和着力点，形成科学发展观，发展创新完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和制度，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中国梦大踏步前进。
三、“赶考远未结束”：习近平治国理政
十八大以来，面对全新历史起点上党内外、国内外深刻变化错综复杂的形势，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处于改革的深水区和攻坚期，面对前所未有的使命、前所未有的机遇、前所未有的挑战，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届领导集体为破解“考试难题”向人民交出满意的“答卷”，继承毛泽东等前辈的“赶考”衣钵，坚持对“赶考精神”的弘扬和开拓，接过治国理政的“赶考接力棒”，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属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实际相结合，勇于开拓、勇于创新、大胆探索治国理政的思想和实践，带来治国理政的新风、暖风、清风，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中国梦的治国理政新篇章，并对中国的发展道路和模式进行了最科学、最准确的诠释和解读。
1.习近平治国理政之特色
习近平总书记以契合当今时代国家的改革发展需要，以历史、时代和人民所寄予的厚望，从战略上大刀阔斧进行全新布局，从实践上全面协调进行探索开拓，使其治国理政既继承又超越，具有鲜明的继承性、开拓性和时代性。一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是遵循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规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文化内生规律、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建设规律的时代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脊梁”和“主心骨”，开创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新境界。二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既是对毛、邓、江、胡治国理政的继承和弘扬，更是立足于历史文化、现实基础和人民意志的开拓创新。亦即习近平治国理政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及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等领导人的治国理念，以及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并借鉴了国外有益的治国理念；既是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经验总结，更是党的性质和宗旨的升华结晶；既是对自身丰富实践的经验总结，更是对自身丰富实践的升华创新。三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是静态的理论成果与动态的实践进程的统一，其最鲜明的之处在于开拓性和全方位，遵循着先党内再党外、先国内再国外的顺序，从经济、政治、党的建设等诸多领域更加全面、系统和立体的总结和阐释了其治国理政主张，更生动地展现其价值所在和目标所在。
2.习近平治国理政之基本框架
面对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前所未有的全新“赶考”，面对社会主义建设史上前所未有的“考试难题”，习近平以共产党人所特有之勇气、胆量、气魄和智慧，接过治国理政的“赶考接力棒”，以“赶考精神”蕴含的精神内核和精神力量，弘扬和开拓治国理政之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和新实践，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线和红线，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协调推进“四个全面”，实现从“摸着石头过河”到“科学顶层设计、合理施政实践”的跨越，开启未来中国的新设计。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我们要根据形势任务发展变化，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5]P265同时，还指出：“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6]
习近平是继邓小平之后的“新设计师”，指出：“我们治国理政的根本，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7]其治国理政为未来中国指明了方向和道路。坚持以“打铁还需自身硬”统领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和反腐倡廉“五位一体”建设，以学习教育活动常态化制度化规范化为媒介和依托来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使命，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新理念，全面布局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建设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坚持以经济新常态为主体、供给侧改革和创新驱动为两翼来实现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坚持以密切党群和干群关系为核心和要义、人民主体地位为基本原则、全面依法治国为可靠保障来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推进人民当家做主、协商民主、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以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为根本，始终掌握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领导权和话语权，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来宣传主流价值观、传播正能量，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推进民生改善和完善社会治理“双管齐下”，打赢扶贫攻坚战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坚持以“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守生态保护红线，实行最严格的生态保护制度来建设美丽中国，拥有天蓝、地绿、水清的生产生活环境；坚持以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为根本原则和制度，坚守这一政治灵魂，围绕打赢信息化战争和有效履行使命任务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推动强军目标向基层拓展、向末端延伸来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坚持以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高度把握两岸关系，始终坚持“一国两制”，全力深化“两岸三地”合作，针对香港问题提出“三个有利于”来巩固发展和平统一大业；坚持以和平、发展、合作和共赢为外交新理念，更为主动、更为强硬的姿态，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为着力点，依托“一带一路”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来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
3.习近平关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之永恒课题——党的建设
历经67年的治国理政，中国共产党不断向人民群众交出满意的“答卷”，而党的建设是居于核心并一以贯之的治国理政的永恒课题，习近平认为，必须不断从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和反腐倡廉“五位一体”上，加强党的建设，实现“打铁自身硬”。
一是党的思想建设是党的建设的灵魂和精髓，是“五位一体”建设的前提和基础，实质是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高度统一、先进和纯洁，核心是永葆党的政治本色。对此，必须着重从理想信念和精神信仰上，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保障广大党员干部思想的先进性和信仰的坚定性，才能保证治国理政的正确方向和道路，而不走弯路、不走歪路、不走邪路、不走死路。习近平指出：“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理想信念坚定，骨头就硬；没有理想信念，或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8]
二是党的组织建设是党的建设的动力和源泉，重中之重是民主集中制和党员干部队伍建设。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的根本组织活动原则，保证党的团结和激发党的活力。习近平指出：“民主集中制是激发党的创造力、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根本保证。”[9]治国理政的成败在于党的建设，而关键在于党员干部队伍。习近平指出：“要树立正确用人导向，使那些对群众感情真挚、深得群众拥护的干部，那些说话办事有灼见、有效率的干部，那些对上对下都实实在在、不玩虚招的干部，那些清正廉洁、公众形象好的干部，得到褒奖和重用；使那些享乐思想严重、热衷于形式主义、严重脱离群众的干部，受到警醒和惩戒，用为民务实清廉的良好形象凝聚党心民心。”[10]惟此，治国理政才有源源不断的动力和源泉。
三是党的作风建设是党的建设的核心和本质，是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集中反映，是党的精神品质和精神风貌，为党的建设提供坚实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对此，必须将作风建设作为夯实和筑牢治国理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的楔入点和辐射点，核心问题是不断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习近平指出：“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是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基。如果我们脱离群众、失去人民拥护和支持，最终也会走向失败。”[11]
四是党的制度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重点和保障，更具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和现实性。搞好治国理政必须搞好党的制度建设，必须着眼于用制度治党、用制度管权、用制度治吏，而贯穿其中的是做好“制度的笼子”，构建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体系。习近平指出：“有生命力的制度，应当是科学合理、务实管用、适应需要、便于执行的好制度。党的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有制度执行不力问题，也有制度不健全问题。推进党内制度建设，补齐党内制度短板，要以改革创新精神，坚持立破并举；既要及时清理不适应形势发展需要的制度，又要抓紧完善和健全新的制度，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体系。”[12]
五是反腐倡廉建设是党的建设的主题和焦点，是党的建设的稳定剂和指向标。反腐倡廉建设必须本着为政清廉、务实为民的原则，坚持“零容忍”态度，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治国理政提供清正廉洁严明的政治生态环境。习近平指出：“反腐倡廉必须常抓不懈，经常抓、长期抓，必须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必须全党动手。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13]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将党的建设从治国理政的战略高度上布局实施，不断增强党应对“四个考验”、防范“四个危险”的能力，进而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从而使党的建设更加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领导核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中国梦提供根本保证。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习近平总书记再访西柏坡侧记[N].人民日报，2013-07-14.
[2]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黄炎培.延安归来[M].上海：上海书店，1945.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下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6]习近平.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8-21.
[7]王岐山.坚持党的领导依规管党治党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供根本保证[N].人民日报，2014-11-03.
[8]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3-06-30.
[9]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2-11-16.
[10]习近平春节前夕赴甘肃看望各族干部群众[N].人民日报，2013-02-06.
[11]习近平.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N].人民日报，2012-11-19.
[12]习近平.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N].人民日报，2015-01-15.
[13]习近平.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N].人民日报，2013-0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