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林建华（1966－），男，山东莘县人，北方工业大学思想政治理论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144
在学术界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研究领域中，高放教授向来以思想高度解放与坚忍执着勤奋而著称，堪称典范。他虽已步入耄耋之年，但依然新作迭出、新论不断。高放教授视野甚广，研究领域甚宽，在每一领域都是大家。仅就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研究而言，在最近15年间，高放教授就有三部文集问世，即1997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2007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新论》（高放教授八十华诞学术研讨会献书）、2012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新论》（2012年版），这三部文集在内容上不是简单地重复，每一部文集都有新作、新论汇聚其中。高放教授具有极强的问题意识特别是中国问题意识，敢于并善于发掘问题。这三部文集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新论》，反映了一位中国学者以世界视野、多学科视野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进程特别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进程，以及社会主义发展进程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独立探索、独立思考、独立研究、独立破解，通读后感到受益匪浅、业有精进。
早在1980年，邓小平就指出：“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1]（P312）此后他多次强调，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这是一条最重要、最根本的经验教训［2］（P116）。邓小平之所以一再提出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就是因为这个问题涉及旗帜和道路问题，而旗帜问题至关重要，旗帜就是方向、就是形象；道路则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并且旗帜和道路实质上又是具有内在逻辑关系的统一体。
就邓小平提出的划时代的问题，众多理论家和学者利用自己的专业优长从多维度进行回应和解题，高放教授的《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新论》（2012年版）是众多答卷中的一份，而且颇具新意、极其出色。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研究贵在创新,《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新论》（2012年版）一书的鲜明特点和突出优点同样贵在创新。
一、给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社会下了一个新定义
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马克思主义是以马克思的名字命名的。恩格斯说：“至于马克思所做到的，我却做不到。马克思比我们大家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观察得多些和快些。马克思是天才，我们至多是能手。”[3]（P297）在21世纪前夕，法国学者雅克•德里达写道：“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无论如何得有某个马克思，得有他的才华，至少得有他的某种精神。”[4]（P21）但是，一百六十年多来，对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可谓仁智俱见。在精心耙梳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文献和中外学者们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高放教授给马克思主义下了一个十分简明而清晰的新定义：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科学。他认为，这个概括还可以进一步凝练为：人的解放学。由此，高放教授进一步论述了人的解放的具体内涵：必须减轻体力劳动对人的束缚；必须减少自然灾害对人的影响；必须学会人与人的和谐相处；必须消灭剥削和压迫；必须明确人消灭剥削、压迫之后怎样取得全面的自由发展；最终目标是结合成自由人联合体，实现社区的高度自治。其中，最重要和最核心的内容就是要讲清楚“五个解放”和“五个规律”。“五个解放”：工人解放、农民解放、民族解放、妇女解放，其他社会群体的解放。“五个规律”：自然、社会与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社会主义革命的一般规律；社会主义建设的一般规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党建设和执政的规律。这一新定义符合历史的逻辑、实践的逻辑和发展的逻辑，其内涵深蕴在一百六十多年来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它使我们得以进一步准确、贴切地认清马克思主义的真谛，并感悟到马克思主义的普遍价值和永恒魅力，同时成为进一步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新的出发点。
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人们始终未停止过对这一重大问题的思考。流行范围最广、实践程度最深的是斯大林著作中所界定的社会主义，即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经济+无产阶级专政。苏联和东欧国家都曾经试图进行改革，但每走一步都碰到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这就是“要还是不要社会主义”[5]（P227）的问题。关于对社会主义的认识，邓小平也有过一系列论述，诸如：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僵化封闭不能发展社会主义，照搬外国也不能发展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法制也没有社会主义；不重视物质文明搞不好社会主义，不重视精神文明也搞不好社会主义等。1992年春天，88岁高龄的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P373）邓小平的这一论断是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最重要的理论成果之一，从最高层次上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根本问题，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切合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情况，从而使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在继承中外理论界以往成果和自己多年独立思考、潜心研究的基础上，高放教授首先肯定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并从社会形态的角度给社会主义下了一个新定义：社会主义社会是以社会化劳动为基础，由劳动人民掌权的社会形态。高放教授还进一步诠释道：顾名思义，社会主义就是要以社会为主义，为社会而主义，由社会出主义，靠社会显主义，并由此充分发挥、完满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高放教授认为，把社会主义界定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是总结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经验、总结当今世界发展变化和展望未来世界发展态势的新理念，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同时，高放教授还对其他五种社会形态进行了界定：原始社会是以简单劳动为基础，由原始人部落群居的社会形态；奴隶主义社会是以占有奴隶为基础，由奴隶主阶级统治的社会形态；封建主义社会是以占有土地为基础，由封建主阶级统治的社会形态；资本主义社会是以私人资本为基础，由资本家阶级统治的社会形态；共产主义社会是以愉快劳动为基础，由自由人社区自治的社会形态。实际上，这也是为社会主义社会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的地位和作用所提供的参照系。
二、涵育世界的视野和社会主义的视野，
给出比较的新框架、借鉴的新路径、创新的新启迪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对于社会主义问题发表了一系列论述。他认为，社会主义思想从提出到现在五百余年的历史过程，其内容包括空想社会主义产生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列宁领导十月革命胜利并实践社会主义，苏联模式逐步形成，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和实践，我们党做出进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一种历史的视野和社会主义的视野，也是一种世界的视野和中国的视野。
国际著名左翼学者海因兹•迪特里奇是“21世纪社会主义”理论的首倡人和重要代表人物。1996年，他就提出了“21世纪社会主义”的概念。从2000年开始，拉美诸国陆续发表了一系列与“21世纪社会主义”相关的理论成果。2001年以后，“21世纪社会主义”概念在世界各地被采用。“21世纪社会主义”的主要内容是：其政治模式是参与制民主而非资产阶级代议制民主，经济模式是建立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平行的生产和流通体系，并以前者逐步取代后者，而不是迅速、全部的国有化或停留于混合经济。他还指出“21世纪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仍是马克思主义，并特别强调这一理论与科学的最新进展如系统论、量子力学等科学紧密相关，完全摆脱了机械决定论。
笔者撰写的《21世纪的世界社会主义：“模式创新，百态纷呈”》（英文版）发表在韩国《青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该文中文版发表在《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6年第1期，并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世界社会主义运动》2006年第4期、《社会主义论丛》2006年第4期全文转载，也收进了我的论文集《比较与借鉴：东西方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高放教授为该论文集写了一篇长序，并发表在《社会科学研究》2006年第2期。高放教授在序中写道，提出21世纪是社会主义模式创新、百态纷呈的世纪，这种愿望是很好的。但是，我们还要清醒地估计到，当代资本主义在新科技革命推动下又吸纳了不少社会主义因素，这种社会资本主义是有相当强大的生命力的，它还有相当广阔的发展余地和空间。它不仅能够实现全球化，而且还能实现宇宙化，还能向太空和其他星球发展。因此，2l世纪要实现社会主义模式的多态纷呈。看来，人们大概还要经过更长时间的不懈奋斗，才能达到社会主义模式真正的百态纷呈。这样说并非要淡化我们的社会主义信念，松懈我们的社会主义斗志，而是提醒我们不能操之过急，务必头脑冷静，一代又一代持之以恒地苦心努力探索。
是一态，还是多态，抑或是百态？是论既往的渊源，还是论当下的现状，抑或是论未来的走势？高放教授对于世界社会主义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和独到的观点，并从两个方面进行了条分缕析。其一，要以宽广的目光由此及彼，通览世界社会主义，并把世界社会主义分为大、中、小各三家，共九家：共产党的科学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党的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民族主义政党的民族社会主义；绿党的生态社会主义，托洛茨基的社会主义，极左派共产党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西方学者的社会主义，当代空想社会主义。其二，要以深邃的眼力由表及里，透视世界社会主义，并把握社会主义特别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逐步剔除不符合科学社会主义的因素，并善于吸纳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从而锻造世界社会主义的蓬勃生机。
社会主义脱胎于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对立物、继承物、扬弃物。在当今世界，“一球两制”并存的格局依然是其突出特征。因此，研究世界社会主义必须研究世界资本主义。高放教授认为，作为马克思主义学者，必须从以下两点出发：一是无产者、劳动者和全人类的解放；二是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和生产力革命的发展现状及趋势。“三个解放”与“三个革命”紧密相连、融为一体。过去只讲“三个解放”与政治革命、经济革命、思想文化革命“三个革命”的关系，是远远不够的，也是不全面的。从一定意义上讲，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和生产力革命这“三个革命”更具有根本性。这是一种全新的方法论。由此切入进行思考，可以得出一系列新的论点。
对世界社会主义进行整体研究，并从与世界资本主义并存的维度进行承继与替代关系研究，探求世界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轨迹和根源，总结世界社会主义曲折演进的经验和规律，这就提供了比较、借鉴乃至创新的坐标和原点。
三、关注中国实践，聚焦中国问题，构建了当代
中国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逻辑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一百七十多年的历史，概括起来说就是我们伟大的祖国经历了刻骨铭心的磨难，我们伟大的民族进行了感天动地的奋斗，我们伟大的人民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业。这在人类发展史上都是十分罕见的。
高放教授关注中国实践、聚焦中国问题的思维逻辑和主要内涵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九十余年间上下求索，领导人民在曲折中实现了中国社会的三次巨变：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巨变，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巨变，从原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变。这与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精神——90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书写了人类发展史上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史诗，集中体现为完成和推进了三件大事。第一件大事，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第二件大事，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第三件大事，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创、坚持、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高度契合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余年间，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经历了三次转变，开拓了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从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和社会转变为照搬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从“以苏联为戒”转变为超越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从突破苏联模式转变为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这六十余年又大致分为两个三十年：建国初期三十年——初步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初显辉煌；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不断拓展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更创辉煌。这与习近平2013年1月5日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精神——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二十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绝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清主流和支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在这个基础上把党和人民事业继续推向前进——是完全一致的。
无论是建党九十余年来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巨变，还是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社会的三次转变，都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艰辛探索和重大创新的结果。高放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三位一体”的互通、互补、互动、互进关系，其中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总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本体，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主体。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则是党和人民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进程中不断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毛泽东指出：“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6]（P408）“解决中国问题”和“创造些新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相互关联、相互一致的目标。2012年底，习近平在视察深圳时指出，中国改革不会走苏联老路，不会重蹈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覆辙。2013年春天，习近平在访问莫斯科时强调，我们主张各国和各国人民共同享受尊严，鞋子合不合脚穿着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知道。高放教授则形象而生动地提出：问题的关键在于，削足适履不行，会犯教条主义错误，会化掉中国自己的特色；削履适足不行，会犯经验主义错误，会化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赤脚走路不行，精神可嘉，但行之不远。正确的做法是：按足制履，制履适足，“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唯有如此，才能健步如飞，捷足先登，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早日跨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胜境。
高放教授还提出，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再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这些提法的嬗变并不意味着我们的社会主义已经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既要遵循经典社会主义的某些基本原理，又要从中国实际出发超越经典社会主义的某些具体设想。其要义在于，革命、建设、改革有模式，但没有固定的模式；模式是一个静态的概念，但更是一种动态的实践；模式可以学习、借鉴，但决不能照抄、照搬。中国革命突破了十月革命模式，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突破了苏联（斯大林）模式，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和现代化也一定要突破西方模式。用纯粹外国人的理论来解决“中国问题”是行不通的，破解“中国问题”需要我们自己的“中国理论”，或者需要提出能够解决中国问题的“中国理论”，中国人要用自己的理论来解决自己的问题，要努力实现中国问题演进的逻辑、时代发展的逻辑和理论发展的逻辑的内在契合。正如十八大报告所指出，要毫不动摇坚持、与时俱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同时，它还蕴含着另一个特色，即人民特色。这是因为，人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体，具有主体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因此，要发挥人民主人翁精神，坚持依法治国这个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积极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更好保障人民权益，更好保证人民当家做主。
这里，我只是选择《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新论》（2012年版）一书之要者而描叙，并不能穷尽该书中的所有创新之论。但毋庸置疑的是，高放教授的所有著述和观点都是围绕以上主要方面来展开和深化的，且自成体系。由此，该书也给我们以颇有教益的启迪：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认识真理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创新，这是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研究的永恒主题。说一句并非多余的话，在科学真理的求索和创新之路上，实在是知难行更难。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法]雅克•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5]日夫科夫回忆录[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
[6]毛泽东文集（第2卷）[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