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农战”国策的确立、土地制度的迅速变革及一系列重农抑商政策的实施,是促进秦国粮食生产的决定因素;铁制农具的普遍使用、牛耕的推广、大型水利工程的兴修以及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则是其粮食迅速增产的前提条件;加强粮食仓储、贸易管理是其粮食稳步积聚的有力措施。
关键词:秦国 粮食生产 粮食仓储及贸易
一、“农战”国策的确立
自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以来,“农战”一直被视为强国之本,为秦国历代统治阶级所不懈恪守。所谓“农战”,《商君书》中《壹言》、《农战》等篇记录了商鞅这方面的大量言论。如:奖励农业是提倡勤劳致富的道路;“农则易勤,勤则富”,是国富的源泉;“田荒则国贫”,“壹务则国富”。他把农业同关系国家存亡的战争直接联系起来,认为“国所以兴者,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故主张:“尊农战之士”,打击变革妨碍农战的社会势力及制度因素。商鞅的农战方针,极大地推动着秦国的政治、经济制度不断创新,对秦国的粮食生产和其它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土地制度的迅速变革对秦国粮食生产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告诉我们,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土地制度变革属于生产关系调整的范畴,它必然会对生产力中的主要因素——人,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即能否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和劳动创造性,如果土地关系调整,农民地位有所提高,农民利益有所保护,便会极大刺激农民的农业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就能得以发展,粮食就会增产,反之,农民消极、逃逸,生产力就会遭到破坏,农业生产也随之萎缩,粮食就会减产,从而严重影响粮食生产。
商鞅变法以后,先前集体耕作的奴隶制生产方式,迅速被准封建地主和自耕农土地私有制所取代①。这极大的解放了生产力,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吕氏春秋·审分》说的“今以众地者,公作则迟,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则速,无所匿迟也。”正是秦国土地制迅速变革前夜,生产力被严重束缚的情况。因此,随着土地耕作方式的变革,秦国的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和发展,粮食大幅度增产,短短一百年间,便使孝公哀叹的“诸侯卑焉”的弱秦,发展成为战国七雄中最富最强的国家。
三、重农抑商政策对秦国粮食生产的影响
商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把农与商放在一起,正面提出“事本而禁末”的开创者。他说:“民内之事,莫善于农,故轻治不可以使之。奚为轻治?其农贫则商富,技巧之人利,而游食者众之谓也,故农之用力最苦而赢利少,不如商贾技巧之人。苟能令商贾技巧之人无繁,则欲国之无富,不可得也。……食贵则田者利,田者利则事者众;食贵,籴食不利,而又加重征,则民不得无去其商贾技巧而事地利矣!”(《商君书·外内》) “夫民之亲上死制也,以其旦暮从事于农。夫民之不可为用也,见言谈游士事君之可以尊身,商贾之可以富家也;技艺之足以糊口也。民见此三者之便且利也,则必避农,避农则民轻其居,轻其居则必不为上守战也。” 使商无得籴,农无得粜。农无得粜,则窳惰之农勉疾。商无得籴,则多岁不加乐;多岁不加乐,则饥岁无裕利;无裕利则商怯,商怯则欲农。”(《商君书·垦令》)
这几段文字从各个方面强调必须重农和抑商贾技巧的理由,并指出要提高粮食价格、加重税收甚至停止粮食买卖来迫使工商人等务农。后来,他的确下达和执行这种政策。史载商鞅变法初行百姓“不便”,继之百姓“大悦”,初步收到富国强兵之效。商鞅之后,历代秦国统治阶级继承发扬了重农和奖励农耕这一基本国策。这一国策的贯彻,极大刺激了农民百姓的生产热情,“先实公仓,收余以省亲” (《商君书·农战》),保证了国家对境内粮食的控制;“仓廪虽满,不偷于农” (《商君书·农战》),奖励农耕政策的贯彻不懈,又使秦国境内“粟如丘山”。这就是秦简所载秦仓内粮食“万石一积”、 “十万石一积”储备如此丰富的原因。
铁制农具的普遍使用、牛耕的推广、大型水利工程的兴建以及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则是其粮食迅速增产的前提条件。
铁制农具是一切手工业、农业的重要物质条件。我们的祖先进入战国时期,铁制农具已相当普遍。《管子·轻重篇》有“一农之事,必有一耜、一铫、一镰、一铷,然后成为农”的记述,反映了当时用铁和木制作的农具种类已相当多。在秦国,铁制农具的使用,也是比较普遍的。这些年,不断发现战国时期的铁农具。1970年冬临潼毛家村社员于秦始皇陵园内城北门外平整土地时掘得大铁铧一件,长25厘米,两翅交叉处有长5厘米、高不到1厘米的脊梁②。历年在秦始皇陵园附近的遗址和各类陪葬坑中发现的铁器也不少,仅郑庄秦石料场遗址一处,就出土铁铧、铁镰、铁插、铁铲等数种。
(赵占银:河南农业职业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