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国患上了经济政治恶性互动循环的“政治病”，一方面，不平等的政治造就了不平等的经济和社会贫富分化;另一方面，日益加剧的贫富分化催生了美国多元政治的财阀化、政党政治的两极化以及民主政治的民粹化，从而导致美国持续的政治衰败。
【关键词】贫富分化 政治衰败 多元政治财阀化 政党政治两极化 民主政治民粹化
【中图分类号】D55 【文献标识码】A
“占领华尔街”运动所暴露和针对的是美国社会贫富差距扩大和两级分化的社会问题。时至今日，美国国内经济不平等和社会贫富分化问题并没有多大改观，甚至可以说，美国的经济不平等程度已经倒退到了十九世纪“镀金时代”的水平，当今的美国已经进入了“新镀金时代”。经济政治学认为，现代国家会产生经济政治化和政治经济化的互动转换，从而产生新的“经济政治”现象。运用这个分析原理来观察当今美国社会，可以发现美国患上了经济政治恶眭互动循环的“政治病”，即一方面，不平等的政治造就了不平等的经济和社会贫富分化，另一方面，经济不平等和社会贫富分化又反过来导致美国的政治衰败。对于美国不平等政治造就不平等经济和社会贫富分化的现象，美国学者保罗·克鲁格曼作了客观的历史性描述和实证性分析，认为美国现代史上存在两个巨弧，这就是所谓的“美国现代史之弧”，它是指美国现代经济政治发展过程中，不平等政治与平等政治相互转换并决定着经济不平等与经济平等相互转换的历史过程，即是“政治之弧”决定“经济之弧”。而对于美国经济不平等和社会贫富分化导致美国政治衰败的问题，我们认为，日益加剧的贫富分化催生了美国多元政治的财阀化、政党政治的两极化以及民主政治的民悴化，从而导致美国持续的政治衰败。
多元政治的财阀化
美国学者罗伯特·达尔认为：“民主政体的一个关键特征是，政府对其政治上视为平等的民众的偏好持续作出回应。”达尔据此作出判定，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虽然并没有完全达致这种理想的民主状态，但基本符合“多元政体”（Polyarchy）的民主模式。然而，随着经济不平等的攀升和对政治生活的渗透，达尔设想的“多元政治”已经日益被“财阀”所绑架和俘获。财阀政治的怪兽，既主导着政治输入面的政治参与，也扭曲了政治输出面的政策制定和执行。一方面，经济不平等的加剧提升了精英阶层的政治影响力，但却稀释和淡化了广大中下阶层的政治参与频率和效能，美国的政治逐渐被金钱和资本所绑架;另一方面，富豪和利益集团对政治运作的过度影响使政治体制更倾向于迎合富人的利益而忽视中下阶层的愿望。
在政治输入与政治参与方面，贫富阶层之间无论频率和效能都在拉大差距。就最基本的政治参与——投票而言，投票者的收入鸿沟是显著的。一方面，随着经济不平等和中产阶级萎缩而来的是美国公民精神的衰退，以至于大部分美国人已经不能说是理想民主社会的“好公民”。由此导致了美国的总统大选的投票率一直徘徊在50%的低位左右，更遑论总统大选之外的中期选举和地方选举。其中，中低收入阶层的投票率更低至简单多数的50%以下。这种超低的投票率违背了“一人一票，每票等值”的民主精神，降低了选举的合法性。然而，另一方面，富人和强有力的商业利益集团等所代表的金钱势力影响力却大增。其中，当选的政客和议员们本身不少就是财大气粗的百万富翁甚至亿万富翁。2012年，参众两院总共435名议员中至少有268名的资产超过百万美元。本来应该代表民意的國会俨然成为“富人的俱乐部”。身为总统的特朗普在从政之前也是一个进入福布斯榜单的亿万富翁。同时，不同类型的政治行动委员会（PAC）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都让利益集团与政治人物和政治运作建立了更为紧密的关系。虽然联邦政府在2002年通过了限制政治献金的法律，但超出法律限制的政治献金，即软钱（soft money）却迅猛增长，规避法律的“议题宣传”式的政治捐款也大量涌现。在利益集团的影响下，2010年美国最高法院对《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Citizens United v.FEC）的裁决更为金钱进入美国政治开了个口子，汹涌而至的资本浪潮冲击着美国政治制度的堤坝。
不断拉大的贫富差距不但导致财阀对政治参与和政治输入的接管，也让政治回应和政治输出更倾向于有钱有势的人。林肯和达尔所宣扬的（或者说理想的）政治过程平等地回应每个人诉求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政治可能难以再现。在智能化新信息时代，政客们更关心的是能否筹募足够的竞选资金，制作更多的网络媒体广告，组建专业的团队、进行巧妙的“网红”包装，而这些无一不需要钱。因此，对于政客和议员们来说，讨好为数不多的华尔街富商和名流要比说服数千万的选民对自己的竞选和连任更简单、更有效。根据拉里·巴特尔斯的研究，在参议员回应选民方面，对1/3最富裕选民的回应度要比中间1/3位置选民大出近50%的权重，而处于收入分布后1/3位置选民的看法和诉求几乎被忽视。普通民众不仅在政策决定方面无足轻重，其影响力接近于零。相反，对政策影响最大的是位于收入顶层10%的经济精英和代表工商业的特殊利益集团。由此可见，美国政治逐渐被金钱和资本所绑架，而导致了多元政治的财阀化。这正如福山在《美国已成为失败国家》中所说，拥有巨量金钱和强大特殊利益并组织完备的利益群体对政治权力的捕获，以牺牲更广泛的公众利益为代价，腐蚀国会并充实精英们的钱包，为谋求自身利益而扭曲体制，从而导致美国政治体制的功能失调，形成质量低下的国家治理，这就是美国的“政治衰败”。
政党政治的两极化
利益诉求是政党政治的核心，美国共和民主两党政治分野在本质上是利益诉求分化的表现。一般来说，民主党主要代表中下层劳动阶级的利益，而共和党则与富人和工商业建立了密切的联系。随着经济不平等的攀升，两大党在经济议题上的差距变得越来越大，美国政治迅速极化。穷人和富人之间不断拉大的经济差距演变成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间政治立场的距离。事实上，在美国历史上，贫富差距往往与政治极化成正相关。美国历史上的两个经济不平等最严重的时期也是政治极化最严重的时期：一个是十九世纪末期的“镀金时代”，另一个就是现在所处的“新镀金时代”。在当下的美国，政治分裂和极化则表现为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两大阵营内部越来越同质化，而两者之间却越来越异质化。简言之，民主党和共和党在意识形态上都向极端靠拢。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发现，从1994年到2014年仅仅二十年间，民主党变得越来越左倾，而共和党则变得越来越右倾，两党之间选民基础和政策的交集越来越少，双方立场的中间线在拉大。2014年，92%的共和党人的政治立场要比共和党的中间路线更右倾，而94%的民主党的政治立场要比民主党的中间路线更左倾。这种政治差距的鸿沟推动了两党的极端化和中间派的削弱。因此，毫不奇怪的是，政治讨论变得越来越困难，民主政治所必要的妥协越来越少，政治议程完全为极端势力所绑架。
政治极化的加剧在三方面导致了美国政治的衰败。第一，政治极化削弱了美国当选政府和领导人的正当性基础。美国独特的选举设计加剧了政治极化的负面效应。在政治极化的美国，大部分州已经要么被归入稳定支持民主党的蓝州，要么被认为是共和党的铁票仓即红州，处于中间的摇摆州已经变得越来越少。在美国独特而陈旧的“选举入团”制下，这就意味着，在总统选举中，两党的总统候选举人只需要把精力和资金集中倾注到了数个摇摆州与争夺激烈的县市即可取得总统大选的胜利。在这种情况下，决定美国总统大选的不是多数的美国选民，而只是数个摇摆州游移不定的选民。第二，在政策制定和执行上，政治极化容易导致频繁的政治僵局。由于分散的权力配置格局，美国两大党在过去几年围绕着债务危机、财政拨款和医疗政策可谓短兵相接，相互厮杀，并数次导致了美国政府的关门，重挫了美国政府的执政能力和国际形象。福山将这种频频出现的政治僵局归因于美国的“否决政治”。第三，政治极化加剧了社会分裂，恶化了温和的政治文化。在当今的美国，两大党及其支持的媒体、选民之间的对立已经到了相互仇视的程度。曾几何时，保守派对奥巴马的丑化和反对已经达到了人身攻击的程度，并把奥巴马称之为“非美国人”“希特勒”“穆斯林”“恐怖分子”，不一而足。现如今，政权转换的美国政治中的民主党作为反对党又重拾共和党的“逢对手必反”的策略，将特朗普丑化为“种族主义者”“排外主义者”“厌女主义者”等不堪的称呼。对此，奥巴马也感叹当前美国跨党派政治合作的缺失，认为“如何能让站在过道两侧的人抛开分歧、携手前进，这是美国面临的最大挑战”。
民主政治的民粹化
在美国历史上，经济不平等和社会贫富分化总是与民粹主义相伴而行，从而导致民主政治的异化——极端化和民粹化。美国第一次民粹主义运动——人民党运动，诞生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镀金时代”。在那个时代，大量财富集中在少数的资本家和大财团手中，政党分赃和裙带主义的腐败随处可见，西部和南部的农民在工业化浪潮中深受其害。这次民粹运动奠定了美国民粹主义的基本精神，也显示出经济不平等与民粹主义如影随形的联系。100多年之后，历史似乎重演。从197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面临着向后工业化和技术化的转型，这种转型导致了以制造业为主的工人阶级的大量失业。加上随之而来的快速全球化和自动化给广大劳动阶层带来更大的冲击，表现为随着全球化的推进，美国企业为了提高经济效率而纷纷将工作岗位外包到工資水平更低的发展中国家。与此同时，拉丁美洲的移民涌入美国，挤占了美国劳工阶层的低薪工作，使他们成为这场全球化浪潮的失败者。于是，在美国中西部地区的“锈带州”，钢铁、汽车制造等产业在近几十年纷纷倒闭、大量蓝领工人失业，旧有的工厂成为鬼城。全球化和技术进步给中下阶层带来的遭遇与东部白领精英获利的反差，显得尤其刺眼：东部的精英阶层坐享全球化和自由贸易带来的红利，而美国工人和农民面对席卷而来的全球化浪潮却束手无策。可见，时代的巨变助长了美国底薪工人和中西部腹地的农民的“相对剥夺感”和不安全感。
然而，面对民众的不满和不安，华盛顿的当权者却鲜有回应。在面对这种不公正的经济体制以及受益不均的全球化和技术化的消极影响时，美国政府却显得无力。在经济、移民和福利等议题上，美国的执政者长期与民意脱离。于是，经济上的不满和愤懑很快就转变成对华盛顿政治的反抗，被忽视太久的“沉默的大多数”以反精英反建制为口号，支持宣扬民粹主义的政党。根据英格尔哈特和诺里斯的研究，贫富差距的拉大是推动欧美国家21世纪民粹主义崛起的社会根源，民粹主义言论和运动在低技术、低薪水的蓝领底层阶级中有着深厚的土壤。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民粹主义分别在左右两翼同时崛起。一方面，左翼的民粹主义运动和势力开始出现。2011年秋季，不满美国日益拉大的贫富差距和华尔街贪婪的左翼人士走上街头，占领华尔街。占领者都自诩自己为99%的普罗大众来对抗1%的华尔街大亨。这波左翼民粹运动的余波同样影响深远，为桑德斯数年之后的选举增添动力。另一方面，右翼民粹主义也在迅速崛起。反对奥巴马左翼政府的医疗改革、金融救助和加税的茶党运动在2009年夏季兴起，并推动了共和党的选举胜利，导致了共和党的右倾。这波民粹浪潮无疑为2016年特朗普的崛起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最终将高呼反移民、反全球化、反穆斯林的特朗普送进了白宫。其中，在去工业化和全球化过程中受损最严重的美国中西部锈带州，从长期支持民主党倒戈到支持共和党，是决定特朗普赢得总统宝座的最关键性力量。然而，现实已经证明，特朗普的当选和执政，也并未缓解日益加剧的美国社会的经济不平等、贫富分化及其政治衰败。实际上，美国的“政治病”还在延续，并殃及世界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