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市民性、文化性、现代性与消费性是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的四个重要特征。市民性为中国现代文化产业提供赖以生存、发展的土壤，文化性为中国现代文化产业提供内容与评判标准，现代性为中国现代文化产业提供开放与全球化的存在环境，而消费性则证明了中国现代文化产业能够称之为“产业”的根本原因。它们共同反映了百余年来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的发展路向，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总体研究的基本前提，而且这四个重要历史特征与时俱进地仍为当下中国文化产业所具备。
关键词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市民性现代性文化性消费性
〔中图分类号〕F2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7）11-0045-09
发端于晚清的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是近年来学界比较关注的热点领域，尤其在电影史、出版史、广告史等诸多领域均有大量成果问世。但受制于文化产业学科自身的特殊性（“文化产业”至今都不是一个被官方认定的“一级学科”甚至“二级学科”）与当前学科设置所导致的壁垒，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的总体研究仍显得非常缺乏。
从宏观的文化产业史出发，不难看出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中的各要素存在着彼此依存的相互联系性。无论是电影产业、出版产业、广告产业，还是时装产业、舞台产业、广播产业，它们虽然各属不同的学科，分属各自的系统，但作为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的分支，却有着统一的共性，这些共性，综合地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的特征，研究与归纳诸特征，是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总体研究的基本前提。
正如前文所述，关于电影史、出版史、广告史诸分支特征的研究，近年来著述繁多，各自渐成体系，但对于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特征的研究，几乎为学界空白。随着学科化的文化产业研究日渐深入，对于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特征的思考与总结，显得迫切而又必要。
笔者认为，横亘百余年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有如下四点特征：市民性、文化性、现代性与消费性。这四大特征既是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研究应当重视的基本前提，也集中体现了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的百年发展路向。而且这四点特征对于当下中国文化产业而言也有非常显著而又直接的体现。
一、市民性：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的总体特征
1949年之前的中国现代史本身就是一部“西学东渐”的历史，作为与中国现代史共生的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显然无法僭越“西学东渐”这个大背景，“市民性”则是这个背景所衍生出来的重要产物。藉此笔者认为，市民性是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的总体特征。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社会结构是先有农村，而后有城市。但西方文明却源自于克里特岛文明、古巴
比伦文明的早期城市如迈锡尼、尼尼微等，在上述城市中万户重商、百业俱兴。古希腊的雅典与斯巴达时代又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城邦，城邦里的“公民”作为统治者，奴役着自由民与奴隶，在雅典城邦“克利斯提尼改革”之后，大量自由民、奴隶被解放，成为了新的公民，这标志着雅典民主政治的确立，也是西方市民社会形成之渊薮。及至中世纪，以伦敦、柏林、巴黎、布拉格、米兰为代表的都会城市相继崛起，这些城市中的居住者自然成为了新的市民阶层，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拥有较完善的公共观念，承担着国家主要的税收，是城市的主心骨。在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前夜，城市自治、市民的觉醒又是推翻封建君权的重要力量。因此追根溯源，“市民”是西方社会、政治史中的一个核心概念。
但应当注意到，“市民”在相当程度上是一个全球化的概念，当中国被卷入全球化之后，“市民”社会因晚清的租界开埠、口岸通商与洋务维新而出现。其后随着西方科学技术与文化、政治观念的陆续植入，以及日渐成熟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使得中国市民社会逐渐发展壮大。朱英：《关于晚清市民社会研究的思考》，《历史研究》1996年第4期。这是一种完全有别于之前君权之下的社会阶层，他们在生活方式、观念行为与意识形态上都与西方市民社会有着本质上的相似，这是中国现代文化产业赖以生存、发展的土壤。
中国现代文化产业既需要主体，也需要客体。主体是作家、编辑、出版人、录音师、歌手、演员、设计师、建筑师等等，而客体则是现代文化产业的消费者群体，即活跃在现代中国各大口岸、城市的市民阶层。他们的身份可能是职员、学生、工人、官员、工商业者、新闻从业者与妓女、舞女，也可能是在城市中漂泊存在的“零余者”，他们当中一部分人既是生产者、分配者，同時也是消费者。他们会拿出一部分时间与费用来支付精神文化消费，从买报纸、进电影院，到买唱片，请设计师设计服装、别墅等等，这一切是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得以生存的基础。
既然市民阶层与中国现代文化产业是这样的鱼水联系，那么不难看出中国现代文化产业所反映的主题：市民精神。纵观自晚清至民国的文化产业，反映市民生活、满足市民精神需要、体现市民阶层意志的文化产品总是能脱颖而出，如都市画报《玲珑》、张石川的电影《难夫难妻》以及刘呐鸥、蒋光慈、张资平等人的小说，杭穉英、陈秋草、潘思同等人的画作等等，皆反映了新兴市民阶层在精神文化消费中的诉求。
因此，“市民性”是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的一个总体特征，市民文化是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的基础。有学者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市民文化研究得出结论，认为市民文化有两大特点：一是启蒙性；二是通俗性。John A. Mirano， Becoming Neapolitan： Citizen Culture in Baroque Naples，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0，p.46.所谓启蒙性，是反君权、反专制，而通俗性则是对中世纪教会文学、骑士文学的否定与对市民文学的继承、发扬，这是文艺复兴的精神前奏。
再看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它起源于晚清，勃兴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本身所代表的就是对几千年中国封建专制的反抗，“新文化运动”领袖陈独秀曾在《文学革命论》中提出“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1917年2月。这种呼吁，既与欧洲文艺复兴时的文化追求异曲同声，也对后世中国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引导性作用。因此，对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的研究，当然不能绕开“市民性”这个总体特征。事实上，这一点在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的“市民性”中也有异曲同工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