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通讯史

主任,属起义人员。1957年划为“历史反革命”,1982年平反,易静于同年释放回原籍长沙市,寄居李钧胞弟家 (西区高州巷 13号 ),因其胞弟一家五口仅住20平方米房子,需照顾。

同时,黄埔军校同学会湖南联络组也给我姑爹开具了解决住房问题的证明:

李钧 (黄埔十期 )同志为我会会员,落实政策后落户于弟槐泉家,因原住房仅20平方米,故在外租私房居住,确为无房户,请根据政策及实情给予照顾。

1994.1.13

在各级领导和相关组织的关注下,我姑爹、姑姑终于在长沙老街入住一间 20多平方米的小屋,直到相继去世。

父亲至今提起这段往事,仍对当时的湖南领导称赞不已。

通讯录

在手机出现之前,几乎每个城市人都有一个通讯录小本,用于记录亲朋好友的地址、通讯方式。

过去的文化用品店里出售一种黑皮封面的通讯录,面积只比一元镍币稍大一点点,放在口袋里容易丢失,但可以装进钱包里而不觉得过于膨胀。我至今还保存着几本这样的通讯录,一是为了防止万一手机丢失而让所有亲友的通讯方式消失,二是为了保留亲友的手迹和我当年的手迹。

近日整理通讯录,其中有湖南老领导王茂林、杨振武和黄埔军校同学会湖南联络组对我姑姑、姑爹住房问题的回复,被我密密麻麻地记到一个小小的黑皮通讯本中,使得这个通讯本显得格外厚重,仿佛装着我父亲的信访成功史。多年前我曾经带着这个小本到长沙探亲,那时姑姑家里已装了电话,我在火车上就能与她通话。

我的通讯录小本不仅用来记录电话号码和通讯地址,还记了一些革命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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