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是西部地方经济发展的一条可行途径,但不是唯一途径。西部经济发展具有内生的可能,其中依靠老工业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就具有一定可行性。本文分析了西部工业内生发展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在此基础上,以攀枝花为例,分析了老工业难以与地方经济融合发展的原因,最后提出老工业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的思路,即分类促进老工业本身的发展,提高老工业企业的社会化分工程度,优化区域产业结构,培育地方产业集群以及推动区域科技创新等。
关键词:西部;老工业;地方经济;融合发展;攀枝花
中图分类号:F1277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9)06-0119-05
引言
当前,依靠承接国内外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的观点普遍被西部地区的地方政府、学术界等所接受。实践证明,这种一条可行的途径,但它同时还具有一定弊端,如,产业发展的被动承接性、产业区域梯度推移中存在着软环境和硬环境等各种粘性因素
[1] 等。笔者认为,西部地区地域广袤,历史复杂,经济发展具有多种可能性,除了探讨产业梯度推移等这些外生路径外,还应研究内生发展路径。其中,西部老工业基础雄厚,但一直难以与地方经济融合发展,这不仅限制了老工业本身的发展,而且还加深了与地方经济的矛盾。鉴于以上这些,本文探讨了西部经济内生发展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在此基础上,以典型的西部老工业基地攀枝花市为例,分析了老工业难以与地方经济融合发展的原因,最后提出老工业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的思路。
1西部工业内生发展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1.1当前产业梯度推移的问题
产业梯度推移通常被认为有利于发挥扩散效应、缩小区域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这也给西部地区最终赶上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带来一线希望。然而,事实证明,这种被动式的产业承接并不如意料中那样理想,在当前遭遇到不少现实问题的挑战。首先,东部地区产业集群的发展降低了产业梯度推移的速度。产业梯度推移的动力机制之一就是对降低成本的追求,而产业集群有利于专业分工协作和发挥规模经济优势,极大地降低成本。有资料显示,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由于产业高度集聚,彩电、计算机、手机等产品的零部件采购成本比其他地区低30%,还可以节约土地30%,提高能源利用率40%,节约行政管理费20%以上[2]。浙江省的台州,由于形成摩托车产业集群,其成本也比内地许多大型同类企业低30%[3]。当前国内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的情况下,东部地区的产业集群就可以降低成本,加上产业集群的其他优势,如区域品牌优势、专业配套优势、政策优势等,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东部产业推移的趋势。其次,东部欠发达县市同样也存在着对发达地区淘汰产业引进的竞争。产业的先进或落后从来都是相对区域的发展水平而言,发达地区已经开始的淘汰产业很可能是相对落后地区的先进产业。而东部地区的“发达”是指总体而言,在东部地区内部同样也存在着比较落后的县市,如江苏和福建,经济发展程度就有比较显著的南北之分,浙江和广东也存在着类似问题,这些县市的地方政府为做大做强本县市经济,想方设法引进临近发达区域的淘汰产业,由于地缘区位和文化观念等方面的优势,这些县市往往比西部县市在引进产业方面更具有吸引力。再次,产业梯度转移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4]。一方面,产业梯度转移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机会,带动了地方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和辐射,通常是传统产业、高污染产业、高消耗产业、低附加值产业,这些产业在发达地区已经被限制发展或发展成本过高,一旦转移欠发达地区,实际上让欠发达地区承担了过高的环境成本和社会成本,也失去作为后发地区利用先进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缩小区域差距的机会,最终更可能演变成“后发劣势”(Curse To The Late Comer)。
1.2西部工业内生的可能性与优越性
西部工业虽然整体比较落后,但由于战时搬迁和三线时期的大规模建设,其工业基础良好,在今天的工业布局中,50%以上的航空、航天设备制造等专用设备制造产业在四川、陕西、贵州等西部地区[5]。以技术含量高的装备制造业为例,陕西的西安、宝鸡、咸阳、汉中,甘肃的兰州、天水、庆阳,贵州的贵阳、遵义、安顺,四川的成都、绵阳、德阳,内蒙古的包头、呼伦贝尔、云南的昆明、广西的柳州、宁夏的银川以及重庆市等,其产业实力在全国都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其中,昆明机床制造业比较发达,昆明机床是目前国内最大的卧式和落地式镗铣床生产商之一,市场占有率分别达到25%和30%以上,产品属于机床行业的中高端产品,凭其精湛制造工艺获得巨大市场优势,附加值大大同行业平均水平;昆明机床制造业的优势使2007年云南金属切削机床总产量名列全国第五(占4.31%),高于经济发达的广东(占3.75%)和上海(占2.97%)。因此,如能妥当发挥这些老工业的带动作用,将是促进西部发展的又一支重要力量。
而且,就地挖掘老工业优势、带动地方经济发展还具有一些外来引进产业不可比拟的优势。如:西部这些老工业技术先进,发展这些工业能极大增强本地的技术力量,加速后发优势的实现,与被动承接发达地区的落后产业有着巨大差别;就地开发老工业具有空间临近的地缘优势。这些老工业已经扎根本土很久,发展条件较为便捷齐备,由于空间临近,可以减少高额的引进成本,也能较好地克服知识传播时的“粘性”,增强区域创新成功的可能性。
2老工业难以与地方经济融合发展的原因:以攀枝花市为例
攀枝花市是西部地区典型的老工业基地,建设于“三线”时期的1965年,依靠国家投资建设,工业地位举足轻重(攀钢是中国西南地区最大的钢铁厂和最大的钒钛生产基地),在为全国经济建设作出做出重要贡献的同时近年来自身在一定程度上逐渐衰退。与西部大部分的国有老工业一样,攀枝花市的老工业在很大程度上游离于地方经济,难以与地方经济融合发展,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有:
2.1“飞地”型经济从技术经济联系上使地方经济难以融入老工业就业体系
1965年以前的攀枝花市(当时为攀枝花特区,1965年改为省直辖的渡口市,1987年又改为攀枝花市)是一个“只闻鸟啼浪涛声”的交通不便、地势峻峭的金沙江畔山谷集市,城市人口比重仅为5.38%[7],处于传统农业社会阶段,城市化刚刚起步。1965年初攀枝花钢铁厂的开工建设,对于当时经济总量很小、技术落后的地方经济来说,就是一块“飞地”:投资来自于区外的中央政府(截至1980年,政府投资总额约14.45亿元),技术上的先进已经超过本地的衔接配套能力。而技术经济上的断层直接导致科技文化落后的地方经济难以融入“飞地”的就业体系之中,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并没有随工业化的开展而发生相应转移。为此,中央政府不得不从全国各地调集大量人口(其中大部分是技术人员)支援攀钢的建设。据统计,1965年至1985年的21年间,人口迁入与迁出相抵后,全市人口净增351 750人,平均每年增加16 750人,年平均机械增长率达34.67‰。其中,1965年至1971年的7年间,全市人口机械增长了214 799人,每年平均净增30 686人,机械增长率高达151.68‰;1972年至1978年的7年间,增长趋缓,每年机械增长率为36.89‰。同时,在此期间,全市城市化率急剧上升,到1985年已达到48.98%的城市化中期阶段,图1,而这急剧攀升的城市化水平正由外地迁
图11964—1965年的攀枝花市城市化水平
移来人口推动的,与本地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并无多大关系,农村人口依旧平稳增长,图2,这样,这种“飞地经济”并不能推动地方就业的增长。根据张 颖,赵 民[8]的研究,我国的人均GDP(美元)和城市化一般存在着(表1)的关系,而根据这个标准,近几年攀枝花市的城市化水平依旧落后于经济发展,表2。
图21964—1965年的攀枝花市人口
表1人均GDP (美元)与城市化的标准值关系
城市化标准值(%)21.729.734.437.740.345.848.356.361.064.366.972.484.9
资料来源:张 颖,赵 民.论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对钱纳里研究成果的辨析与延伸[J].城市规划汇刊. 2003(4):10—18.
表22004—2008年的攀枝花市城市化水平
资料来源:根据2005—2008年攀枝花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有关数据进行计算而得。
2.2垂直管理体制从产品供需和财税分配角度削弱了企业与地方经济的联系
计划经济体制时期,老工业企业的垂直管理体制可以简单概括为“三包”政策,即职工包养,产品包销,利润包拿,而这“三包”政策切断了老工业企业与地方经济的联系;而当前,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以上状况有所改善,但其体制弊端仍在一定范围延续。
企业后勤服务方面:三线建设时期的“靠山、隐蔽、进洞”的工业布局方针,使企业距离城市中心地,基础设施落后,生活条件艰苦,为提高生产和生活条件,企业对外担负市政建设功能,对内办社会,从幼儿园到医院无所不包,这一方面极大地加重了企业负担,另一方面了排斥了地方经济对后勤等简单劳动密集型分工环节的参与。按一般的工业布局选址原则,交通落后和远离市场两项弱点的存在一般是不可能列入钢铁厂选址的,但当时从国防安全优先原则,使攀枝花市偶然地成为钢铁建设所在地。为留住员工,攀钢企业大量办社会,冗员繁重,攀钢2001年职工约8万多人,实际只需要约3万人[9], 即使到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20世纪90年代,企业的后勤保障支出依旧庞大,如1998—2000年,攀钢企业办社会的年平均支出达314亿元[10]。
产品供需联系方面:20世纪60年代中到70年代末,政府包揽了从选厂址到销售等原本应由企业来完成的业务活动和承担的经营责任,对攀钢实行统购包销政策,这使攀钢成为近乎中央政府直接掌控的“生产车间”,产业链条极短,地方经济不能从产品销售中获得税收和服务业方面的利益;而1979年后,攀钢企业自主销售量增加,但由于攀枝花市本身地方经济不发达,对钢材等原材料需求量少,产品依旧以外销为主,这使地方经济不能从产品供需角度分享老工业的发展成果。
财税利益分配方面:在计划经济时期,地方政府对于国有大型企业的干预能力十分有限。中央财政直接拨款给攀钢企业,用于企业建设,地方政府不能干预企业对于这些拨款的使用,也不能干预企业的经营决策;攀钢企业方面,利润直接上缴中央政府,不能擅自用于企业的经营再生产等活动。改革开放后,由于财政体制的原因和国有企业经营效益低下,不能给地方经济带来更多的利益。如有关政策规定,中央企业所得税直接上缴中央国库,这样对于历来中央直属企业比重高的攀枝花市,图3,其地方财政收入就受到严重影响。不仅如此,地方政府还需要安置大量国有企业的下岗工人,2000—2003年中,地方政府共安置城镇失业人员3.6万人。
图31998—2003年攀枝花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值
2.3主导产业单一粗放的经营管理模式从产业关联上延缓了地方产业群的发展
长期以来,西部老工业基地尤其是资源型老工业基地,产业结构僵化,主导产业的经营管理模式单一、粗放,只注重采掘、冶炼等生产环节,而对产前产后以及中间的配套服务不重视,这使与主导产业有关的前向、后向以及侧向关联产业不发育,加上老工业企业内部实行封闭式管理,地方经济根本就没有参与配套服务的机会。如攀钢,过去只重视采掘、冶炼、化工等生产环节,而对于产前的战略规划、渗透整个生产过程的环保技术、提高闭坑后的经济效益等不重视,这使相应的咨询服务业、环保产业、旅游业等产业不发达,关联产业不能受到主导产业的带动而衍生式发展,地方经济参与老工业生产各环节的机会非常有限,同时也使攀钢资源利用效率低下,环境污染严重,成本居高不下。如早些年,攀钢未实施循环经济战略时,能源使用效率很低,焦煤成本高达33美元/t,比同期钢铁冶炼行业能源效率最高的澳大利亚高出13美元,比韩国高出6美元[11];2002年,其能源费用占生产成本的比例为21.36%,若加上能源在企业内部的加工、转换及输送费用即能耗费用,这一比例将上升到28%左右[12]。2003年到2007年,由于实施了循环经济战略,能源利用效率明显提高, 产值能耗明显降低:新钢钒吨钢能耗降低170.01tce/吨钢, 降低率为17.98%,万元产值能耗降低3.222tce /万元, 降低率为61.23%;攀成钢万元产值能耗降低2.83tce /万元, 降低率为65.81%;攀长钢总能耗降低15 0097tce,降低率为43.48%[13]。又如,由于钛矿品的品位较低, 受洗、选业等技术水平等因素的限制,目前攀枝花市钛资源回收率只有15%左右,而地方钒企业普遍采用攀钢提供的剩余钒渣作为原料,地方钒产业的发展受到攀钢的制约[14]。
2.4山地型城市的空间结构特征阻碍了老工业增长极作用的发挥
相对于比较落后的地方经济体,老工业实际上一个增长极,但由于地理条件的阻碍和产业空间布局的不合理,增长极的扩散效应受到削弱。攀枝花地处攀西大裂谷中南段,是一个典型的山地城市,具有山高谷深、盆地交错、地形崎岖的特点,地表切割强烈,图4,最高海拔4 195.5m,最低海拔937m,相对高差达
图4攀枝花市地形图
3 258.5m;其地貌特征大致可分为山地、梁峁、丘陵、盆地和河谷川台阶地等几大类型,山地和丘陵是该区的主要地貌。一般而言,山地城市由于受距离阻力和自然障碍的影响,城市的职能空间扩散表现为均匀扩散、等级扩散和沿轴线随机扩散,攀枝花市的地形地貌条件无疑使老工业与地方经济的合作受到严重阻碍,如东北部的米易县就同时受到空间距离和海拔、地形的影响,发展较为落后,2008年人均生产总值18 622元,只相当于全市同期平均水平的49.96%。其二,空间规划布局的不合理也加剧了企业间合作的困难。作为一个工矿城市,在20世纪60年代发展初期受“先生产,后生活”方针的指导, 城市发展缺乏严谨科学的规划,城市沿金沙江蜿蜒分布,东西长达50km以上,建成区面积仅50多km2,区内生活区与工矿区犬牙交错,城市没有明显的功能分区,布局凌乱分散,规模过小,城市的集聚效益和规模效益未能得到应有发挥。加上后备土地资源不足,而工业排放又占据和污染了一部分的土地资源,城市的空间扩张受到限制,进而影响了产业在空间上的集群发展。
2.5老工业本身的衰退导致无力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
老工业要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其自身首先要获得较好的发展,但老工业本身的衰退无力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末,老工业企业自身经济效益下滑,大量工人被迫下岗,1998—2003年,攀枝花市城镇就业人口逐年减少,从1998年的25.36万人下降到2003年的19.62万人,净减少5.74万人,与此同时,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就业率也逐年下降,图5。近年
图51998—2003年攀枝花市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就业比重
来,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效益有所下降,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0.41亿元,下降21.1%,利税总额50.94亿元,下降6.1%;而2008年实现利润总额26.6亿元,下降29.8%,利税总额78.99亿元,下降0.15%。攀钢可开采的资源储量逐年减少,正实施转型生产战略,自身处于调整适应期。在这种情况下,老工业自然无力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
3老工业与地方经济融合发展的思路
3.1进行产业细分,分类促进老工业本身发展
相对于西部比较落后的地方私营工业,老工业的优势突出,但是不能以偏概全,认为西部所有的老工业都是先进的,特别是早期发展起来的资源型产业,绝大多数目前都面临着资源枯竭和转型生产等问题;还有一些工业,虽然技术上还具有一定优势,但由于区位、人才等问题,目前在市场竞争中优势渐失。因此,要发挥老工业的作用带动地方经济发展,首先要振兴老工业,分类促进西部老工业的发展。如,对于有优势又符合产业发展政策的,应采取措施,促进其做大做强;对于目前已经走下坡路的,应通过兼并重组、政策引导等措施,促进其及时转型发展。
3.2推动体制改革,提高企业的社会化分工程度
对于地方经济来说,西部老工业企业更像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化分工程度并不高,这不仅限制了老工业企业本身经济效益的提高,而且也大大减少了地方经济参与其经济发展的机会。将来这些老工业企业应屏弃这种传统的关门作战观点,大幅度推进内部体制管理改革,提高企业的社会化分工程度,将一些可以交由社会完成的活动推向社会,提高本身的经济效益,也给地方经济发展创造更多的发展机会。例如,部分生产环节交给社会完成——打破原有分工过细的机构设置,精简机构,将技术含量低、已经标准化的工种采取转包、贴牌等方式交给有能力承担的地方企业完成;推进后勤社会化改革——将内部附属的承担后勤保障功能的机构从企业主体中剥离出来,让它们变成自负盈亏的企业性质,或者采取公开投标竞争机制,让地方企业也参与竞争等。这样,既可以深化老工业企业的体制改革,提高经济效益,又可以让地方企业参与协作,给地方经济发展创造更多机会。
3.3优化区域产业结构,促进关联产业的发展
优化西部老工业基地的产业结构在于实施区域主导产业带动模式,改变以往区域主导产业(老工业)一直独秀的格局,通过改善产业间的前后向联系,促进关联产业的发展,增加地方参与老工业生产各环节的机会。以采掘业的生产过程为例,通过发展前向的管理咨询业、教育科研培训产业,中间环节的环保产业和资源节约产业,后向的销售、运输等服务业,促进为采掘业服务的关联产业的发展,使地方有更多机会参与到老工业生产中来;再以采掘业相关的矿业职工的生产生活为例,可以通过发展社区经济和保健康乐等休闲经济,提高劳动型产业的比重,为地方农村劳动力经济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3.4灵活运用总部经济优势,培育地方产业集群
总部经济是指某区域由于特有的优势资源吸引企业总部集群布局,形成总部集聚效应,并通过“总部-制造基地”功能链条辐射带动生产制造基地所在区域发展,由此实现不同区域分工协作、资源优化配置的一种经济形态。企业按照总部经济的模式进行空间布局,把总部布局在发达的中心城市,而将生产加工基地布局在欠发达地区,由此使企业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取得中心城市的战略资源和欠发达地区的常规资源,实现两个不同区域优势资源在同一个企业的集中配置,从而达到降低成本、因地制宜利用资源的目的。笔者认为,西部的老工业基地企业也可以采取这种总部-制造基地空间分离的布局模式,将企业关键机构(如研发结构、营销机构等)迁往战略资源丰富的发达城市,而将比较简单的加工环节仍留在老工业基地,依靠老工业的技术基础和内部分工,带动地方形成简单的加工业产业集群,而后通过扩大开放、招商引资等方式,形成强大的有地方特色的加工制造业产业集群,进而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如攀钢集团在2007年将公司研发总部迁往成都高新区后,可以在原生产基地攀枝花市发展一定数量为钢铁产业配套服务的中小企业群,以充分利用二三线城市自然资源充足、劳动力成本低等优点,并作为区域关键性龙头企业,带动地方产业集群的发展。
3.5加强科技创新,不断提高区域竞争能力
虽然依靠老工业的带动,地方发展与老工业密切相关的简单加工业产业集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区位条件的不利和缓解与老工业技术对接上的难题,但是作为科技创新系统比较薄弱的区域,地方经济还是应加强科技创新,不断提高区域竞争能力。原因有三:其一,产业集群的本质是创新,而老工业基地的地方企业本身科研基础薄弱,创新不活跃,这样,即使形成地方产业集群也由于创新能力弱而跟不上步伐,很快败给国内外同类产业集群;其二,产业集群本身是地域分工的一种形式,如果不加强科技创新,长期实行这种地域分工,那么面临着内部产业结构僵化和外部环境突变的双重风险,产业结构异常脆弱,如沿海地区的服装鞋帽制造业,由于主要依靠国际市场,近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出口大幅萎缩,致使这些区域的地方经济也受到打击。对于老工业基地来说,依靠老工业,发展简单加工业产业集群只是经济“起飞”时的一种过渡形式,主要起到资金积累和转移农村劳动力的作用,以弥补历史上重工业优先与轻工业发展的缺憾。从长远看,老工业基地的区域经济发展任重道远,但其中技术创新是一个关键。
4研究展望
西部老工业有多种类型,除了资源型工业外,还有航天电子、机械装备等工业,本文以攀枝花为例,着重研究了资源型老工业与地方经济融合发展的思路,对于其他类型工业并没有涉及;在研究资源型工业中,又侧重于可耗竭自然资源(矿产资源)的研究,实际上,老工业基地开发的自然资源中包括可再生资源,特别是水资源和生物资源以及近几年的风能资源、地热资源等,而可再生资源开发与可耗竭资源开发对地方经济发展的影响并不一样,因此,今后在研究资源型老工业与地方经济的融合发展中,应加强可再生资源开发规律以及对地方经济影响的研究。
另外,依靠老工业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只是西部地方经济特别是县域经济发展的一种思路,这种思路也只有在老工业基础雄厚的地方才具有可行性;即使是老工业基地,其地方经济发展也不排斥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的发展模式。总之,对于复杂多样的西部地区来说,就地开发的融合发展模式和承接区际产业推移模式都是区域经济发展的路径,不同地区需要不同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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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谢美娥(1978—),女,讲师,博士,研究方向:区域发展、资源经济。
[收稿日期]2009-09-20
(责编:黄晓梅;校对:正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