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局部执政的实践中积极探索，为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进行了有益的尝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如确立和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始终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不断改革和完善党的执政体制和执政方式、加强和改善党的建设等，对于当前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具有十分重要而深刻的启示。
关键词：抗日战争时期；局部执政；实践经验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558（2016）01-0026-07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局部执政的实践中积极探索，为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进行了有益的尝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如确立和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始终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不断改革和完善党的执政体制和执政方式、加强和改善党的建设等，对于当前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具有十分重要而深刻的启示。
一、确立和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
确立和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决定着抗日战争乃至中国的革命能否取得胜利。20世纪初，中国人民在长期的艰苦斗争中，经过不断的比较和选择，最终确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这标志着一个正确方向的开始。但是，党内在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上却存在分歧。《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中国共产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入绝境。”①毛泽东思想就是在与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共产国际指导思想与领导方式的重大转变及其解散、遵义会议纠正了党内的错误倾向、抗日战争对党的自身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丰富和发展党的指导思想理论等原因，毛泽东思想才得以系统总结和多方展开而趋于成熟。所谓成熟，是指这一理论已构成比较完整系统的体系。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从纵向上看，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相继发表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和《矛盾论》等著作，对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进行了系统总结。之后，党的其他领导人和理论工作者也进行了这方面的研究。早在1941年3月，张如心就在理论工作中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提法。1943年7月，王稼祥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概念，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年7月，刘少奇在《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中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和“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的概念，指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就是毛泽东同志以及团结在毛泽东同志周围的其他许多同志；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因此，“一切干部，一切党员，应该用心研究二十二年来中国党的历史经验，应该用心研究与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及其他方面的学说，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并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去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譹？訛这一重要文献，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在《论党》一文中，刘少奇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体系，即毛泽东同志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及中国国情的分析，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党的理论与政策，关于文化的理论与政策等，标志着这一理论的成熟。
从横向上看，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发表的著作中，对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进行了多方面的展开论述。如在思想政治领域，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等著作；在经济领域，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等著作；在文化领域，发表了《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著作；在军事领域，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著作。此外，周恩来《论统一战线》、刘少奇的《论党》、朱德的《论抗日游击战争》等著作，也对毛泽东思想起到了重要的补充作用。
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上的报告，把毛泽东思想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也标志着毛泽东思想达到成熟。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对于统一全党思想，实现党的政治路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给我们的启示，正像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所指出的那样：“必须坚持党在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立足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着眼于对重大问题的理论思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不断开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局面。”？譺？訛
二、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政权建设、经济和文化事业建设，关系到党局部执政的政治、经济、文化基础是否稳固。因此，党制定了一套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本政策，把各根据地建设成为政治民主、民族团结、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的社会，巩固了党局部执政的基础。
政权建设是根据地建设的首要问题。在政权建设上，党在明确政权性质、党的领导地位的同时，对各根据地实行了一系列基本政策。首先，实行“三三制”的政权制度。1937年5月，边区在延安实行了民主选举。1939年1月，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审议通过《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等施政文件。在此基础上，1940年3月，中共中央确立了“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譹？訛的“三三制”原则。“三三制”在边区及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普遍推行，为抗战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其次，实行人民议政，进行精兵简政。党为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采取多种形式让人民议政。实行精兵简政政策，就是听取开明绅士建议的典型事例。1941年12月，中共中央向各根据地下达了实行精兵简政的指示。仅1942年，晋察冀边区八路军主力军精简了5000多人，地方军由占边区武装部队总数的14.3%上升到20%，总兵力精简了8.3%，边区的党政民脱产人员精简了24%，减少8000余人？譺？訛。再次，制定正确的民族政策。为保障散居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陕甘宁边区政府设立了民族事务委员会，颁布了一些关于实行民族平等，尊重民族文化、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的文件。通过加强民主政治建设，进一步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强了各抗日阶层的团结和合作。
根据战争和生活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在各根据地大力进行了经济建设。第一，实行减租减息政策。1937年10月，八路军第115师提出了“二五减租”、“一分利息”的口号，并发动区中开展了减租减息斗争。1938年2月，边区政府颁布了《晋察冀边区减租减息单行条例》。1939年11月，中共中央指示各根据地：必须立即实行减租减息，凡已经实行的，必须检查实行程度。至此，群众性的减租减息运动在各根据地的巩固区普遍开展起来。第二，开展大生产运动。1939年2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发出“自己动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号召，要求部队、机关、学校发展生产。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经济工作总方针，中央还提出“公私兼顾”、“军民兼顾”、“发展生产、厉行节约”等政策和原则。这些方针、政策和原则，对于大生产运动的深入开展起到了指导作用。陕甘宁边区政府贯彻以农业为主发展经济的方针，在财政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向农业投资1000万元，其中仅延安等7个县就发放贷款158万元，农具4980件，增开荒地10万亩。这些措施使1942年全边区的粮食产量达到148万石，比1941年增加2.78万石，棉花增收43.5万公斤？譻？訛。此外，为了统一根据地的金融事业，在各抗日根据地还建立了很多银行，同时加强了财政建设。这些措施，克服了财政上、生活资料上的严重困难，巩固和加强了根据地的各项建设。
在加强政权建设、经济建设的同时，党还十分重视根据地的文化建设。一是争取知识分子参加民族解放战争。1939年12月，中共中央作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毛泽东强调：“在长期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广大的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譼？訛在知识分子政策的影响下，大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走进了敌后根据地学校和抗日战场，其中很多优秀分子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二是发展新闻出版业。敌后抗日根据地各部队、党政机关和人民团体积极创办了各类报纸、杂志，印刷出版了多种书籍。其中较有影响的报刊和杂志主要有《抗战报》、《挺进报》、《新华日报》等。据统计，在华北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出版的大小报纸共计150种以上，杂志140种以上？譽？訛。这一时期，出版发行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论著以及大量的抗战读物和文化书籍。三是加强抗战文艺工作。自1938年起，各根据地先后建立了“文救”、“文协”分会及“文联”等组织，创办了许多刊物。广大文艺工作者创作出大批反映战争现实，讴歌根据地建设、揭露敌人罪行的诗歌、戏剧、报告文学和小说。此外，各根据地还建立了大批学校，为传播文化、培养各类人才做出了重大贡献。抗日根据地的文化建设，充分体现了“民主的、大众的、科学的”深层内涵。
建设抗日根据地的经验启示我们：在当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建设中国特色的经济、政治、文化，对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建设是何等重要。
三、始终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党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政治路线。为争取更多的人民群众加入到抗日战争的队伍中来，党在建设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经济、政治、文化的过程中，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重要的位置上，保持党与群众的血肉联系。
如在政权建设上，党采取多种形式让人民参政议政，密切了党同边区人民群众的关系。通过实行精兵简政政策，改变了根据地“鱼大水小”、“头重脚轻”的状况，减轻了人民负担，密切了党同群众的联系。党还开展了“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运动，以进一步密切党同群众的血肉联系。1942年9月1日，党中央作出决定，提出在陕甘宁边区开展一个军队“拥护政府，爱护人民”和地方“拥护军队，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活动。1943年1月15日，党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了《关于拥护军队的决定》和《关于拥军运动月的指示》，确定1月25日到2月25日为全边区拥军运动月，重新修订了《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条例》。同年1月25日，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部、政治部发出《关于拥护政府爱护人民的决定》和《关于拥政爱民月的工作指示》，确定2月5日至3月4日为拥政爱民运动月。军队订立的拥政爱民公约规定：“尊重地方政府，遵守政府法令，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经常关心和帮助群众的生产和生活，召开军民联欢会。”？譹？訛1943年2月1日，《解放日报》刊登了贺龙《开展拥政爱民运动》的文章。此后“双拥运动”在陕甘宁边区开展起来。2月20日，南泥湾驻军举行了5000多人的拥政爱民大会。1943年5月8日，《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拥军运动和拥政爱民运动的经验》的社论，对陕甘宁边区的经验加以推广。同年10月1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写的关于《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的指示中，要求“各根据地党委和军政领导机关，应于明年阴历正月普遍地、无例外地举行一次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的广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并规定了具体办法。全国各抗日根据地遵照党中央的指示，以陕甘宁边区为榜样，于1944年春节前后，掀起了“双拥运动”。边区军政领导机关除了发布一系列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决定、指示外，还制定和修定了《拥军公约》、《拥政爱民公约》、《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条例》、《调整军政民关系拥护革命秩序暂行办法》等条例规定。“双拥运动”的开展，促进了党政军民大团结，对于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此外，在大生产运动中，党提出“公私兼顾”、“军民兼顾”的方针，受到广大人民的热烈欢迎，密切了军民关系。在文化建设上，广大文艺工作者从实际生活提炼出来的文艺作品，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拉近了他们与党、政府的距离。在党的建设上，通过制定符合实际的各项政策，坚持党的优良作风，形成完整的群众路线，正确处理党同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比较好地解决了党群关系问题，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和阶级基础。
始终保持党与群众的血肉联系，实际是“为谁执政、靠谁执政、怎样执政”的执政理念问题。通过“精兵简政”，大大减轻了人民负担，进一步密切了党同群众的联系。而“双拥运动”的开展，不仅促进了党政军民大团结，对维护社会稳定、经济发展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就启示我们：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党只有一心为公，立党才能立得牢；只有一心为民，执政才能执得好。要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牢记“两个务必”，坚决惩治腐败，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保证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譹？訛。
四、不断改革和完善党的执政体制和执政方式
执政体制，也可以说成政治体制、领导体制。而执政方式与领导方式有着密切的联系。执政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领导体制改革，而领导体制改革的重点又在于领导权限的科学划分，即领导方式的改革和完善，它与执政方式是密切相关的。所谓执政方式，是指党对国家政权实施领导或控制的形式、途径、手段和方法的总称；而领导方式则是党对国家和社会实施领导的形式、途径、手段和方法的总称；我们党是通过对国家政权的领导来执政的，党的执政方式实际上也就是党领导政权的方式，核心问题是政党权力与国家权力的关系问题？譺？訛。学界对于两者关系的观点还有“领导方式涵盖执政方式”型、“执政方式涵盖领导方式”型、“执政方式与领导方式并列”型等？譻？訛。
抗日战争时期，党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对领导体制进行了重要的调整，确立了“一元化”的领导体制，有力地保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
1937年8月，中央先后发出《关于改编后党及政治机关的组织的决定》、《关于抗战中地方工作的原则指示》，开始调整党的领导体制，如取消军政双首长制，代之以单一首长负责制；各地独立行动的部队组织军政委员会，负责这一级部队全部的军事和政治及党的工作；军队中党委会负责党的工作，地方党委的工作侧重于发展地方武装和组织群众？譼？訛。通过调整，地方和独立行动部队有了较大的自主权。1938年9月，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扩大党内民主、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和坚持党的集体领导，加强了各级党委对党员及下级党委的领导，制定了比较健全的党内规章制度，并着手调整各中央局。从1941年初到1942年，针对党内出现的各自为政、分散主义等问题，党对领导体制进行了进一步的调整。通过颁布《军政委员会条例》、《加强山东军政领导和统一作战指挥的指示》、《关于青委、妇委组织工作条例的指示》等文件，以及开展“精兵简政”运动，奠定了“一元化”领导体制的基础。
1942年9月，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指出：“中央代表机关（中央局、分局）及各级党委（区党委、地委）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各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的领导。”？譽？訛至此，“一元化”领导体制基本确立。有学者认为，“一元化”领导体制的形成是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前提下，为提高党的执行能力而进行的。中央的一系列调整措施，是在为解决坚持党的领导的前提下，党内外环境的变更及党的政治任务的改变与执行能力下降的矛盾，围绕着“提高党组织的党领导下的其他组织执行党中央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能力”这一内在逻辑主线而展开的。第一，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始终坚持从制度上保证党内民主的发挥，提高作为一个整体的组织及党员干部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积极性。第二，党针对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领导体制，保证党中央和地方党组织之间的沟通和协调及地方党组织之间的协调，以实现党的执行能力的最大化？譹？訛。
实事求是地说，“一元化”领导体制在抗日战争期间还是起到了重要的积极的作用。尽管后来在一定时期把它绝对化、扩大化了，也应该辨证地来分析。这就启示我们：必须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
五、加强和改善党的建设
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不仅全面加强了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建设，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重要保证。
注重从思想政治上建设党，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建党原则，也是党的自身建设的一个突出特点和基本经验。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任务。延安整风期间，他又发表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著作，对教条主义进行了批判。注重从思想政治上建设党，就要加强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毛泽东指出：“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譺？訛之后，我们党开展了在职干部、党员教育，加强了党校及其他学校建设。毛泽东开创了运用整风形式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先例，通过加强党员干部的学风、党风、文风，提高了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使全党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空前的团结和一致，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在制定正确政治路线的同时，我们党也制定了一条完整的组织路线。首先，加强干部队伍建设。针对张国焘“任人唯亲”的错误路线，毛泽东指出：“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这就是‘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譻？訛这一路线的提出，对从组织上保证党的发展和革命的胜利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毛泽东还提出“才德兼备”的干部标准，为培养选拔干部提供了基本依据。在正确的干部路线指导下，党制定出一整套包括知识分子政策在内的完整的干部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干部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了他们在抗日战争中的领导核心和先锋模范作用。其次，在坚持民主集中制方面，既要发扬党内民主，又要加强党的集中领导，加强党的纪律。再次，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毛泽东提出“大胆发展而又不让一个坏分子侵入”的发展党员方针，刘少奇则强调共产党员要加强自身修养，克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
抗日战争时期，党在作风建设上的最大贡献，就是提出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关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毛泽东指出：“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既然是这样，学风问题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譹？訛关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毛泽东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关于自我批评的作风，毛泽东指出：“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在加强作风建设的同时，我们党还在根据地开展了廉政建设，通过贯彻施政纲领、制定法律法规、实行民主监督、加强思想教育等措施，有力地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抗日战争时期是党的建设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我们党在这一时期积累的宝贵经验，有许多至今仍然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这就启示我们：必须坚持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党的建设，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责任编辑：张祥卉）
Abstract：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the exploration of the CPC in the local ruling practice strengthened the ruling ability and accumulated rich experience. It established and adhered to the correct guiding ideology， constantly strengthened the Party"s ruling foundation， always maintained the flesh-and-blood relation between the Party and the masses of the people， continuously reformed and improved the Party"s ruling system and governance， strengthened and improved the Party building. In the current， to strengthen the Party"s ruling ability is the very important and profound enlightenment.
Key words：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ruling in some areas； practical experi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