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增强中国政党理论国际话语权是坚定“四个自信”、实现中国梦的必然要求。尽管中国在长期的政权建设中已经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且对世界政党理论发展具有积极贡献的政党理论，但是目前政党理论的国际话语权仍然呈现“西强中弱”的格局，有关政党的基本概念、游戏规则、评价标准等话语权都掌握在西方国家手中。增强中国政党理论国际话语权，需要面对和解决西方国家的排挤和抹黑、学术话语权边缘化、宣传方式单调等现实问题。增强中国政党理论话语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话语体系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理论体系，适当应用现代政党政治的概念；要加强对中国政党理论的学术研究，充分运用国外学者、公众等对中国政党理论的积极评价发挥民主党派的积极作用，丰富理论宣传形式和途径。
关键词：政党理论；国际话语权；政党制度
中图分类号：D6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18）01-0059-07
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已经形成适合中国国情且卓有成效的政党理论，但是这一政党理论的国际话语权仍然具有局限性。增强国际话语权，是中国获得与自身经济实力、综合国力相适应的国际地位，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的必要之举。政党理论国际话语权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冲破西方意识形态霸权、改变国际话语权“西强中弱”格局必然要解决的课题。我们要以中国政党理论的特色和对世界政党理论发展的贡献为基础，充分了解政党理论国际话语权的总体形势，总结增强政党理论国际话语权面临的现实问题，采取针对性措施，助力中国提升国际地位、实现“中国梦”的历史进程。
一、增强中国政党理论国际话语权的现实需求
虽然中国已经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政党制度，形成了自己的政党理论，但政党理论国际话语权“西强中弱”的现实格局严重制约中国对话语权的追求。
（一）政党理论话语权“西强中弱”格局的影响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在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政党理论的国际话语权并没有因此获得迅速提升，有些时候甚至不如西方一些中等国家。当前的现实是：政党起源于西方，在中国属于舶来品；政党理论的主要概念来自西方，与中国的实践并不完全契合，中国自己的概念难以被西方主导的理论体系接受；政党政治的游戏规则和评价标准由西方国家制定。这些因素导致政党理论上的“西方中心主义”，中国作为后发展国家，很难在以西方为中心的环境中形成具有国际影响的政党理论，并争取到国际话语权[1]。加上意识形态竞争格局的影响，资本主义国家在数量上的一时优势让其能够从意识形态上对社会主义中国施加压力，中国要赶超西方国家并获得政党理论的国际话语权有相当的难度。
（二）中国崛起对政党理论国际话语权的需求
与中国在政党理论国际话语权上的弱势相对应的是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对话语权的强烈需求。中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增长是提升政党理论话语权的基础，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理应获得与此相一致的国际话语权。事实上，近年来，尽管中国在国际经济等领域的话语权已经有所提升，但是仍需在政党理论等领域增强话语权。增强政党理论国际话语权是参与国际竞争、维护国家利益的需要。国际社会的竞争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领域，在政治领域尤其是在国家理论、政党理论、民主理论等方面存在激烈竞争。中国增强政党理论国际话语权是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需要，对抵制一些国家的肆意指责、抹黑，冲破限制和围堵，维护国家利益是必要的。
二、增强中国政党理论国际话语权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中国学界从20世纪末已经开始总结中国改革发展的经验，为“出中国自己的理论”而努力，而现实却是中国自己的理论特别是有国际話语权的理论仍然较少。政党理论是基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而逐步建立的，这一理论至今仍面临国际话语权缺失的境况，增强其国际话语权面临一系列的问题和挑战。
（一）西方的抹黑和排挤
中国的政党理论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政党间的合作；西方的政党理论以自由主义为基础，强调政党间的竞争和轮流执政。正是由于这一差异，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政党制度和政党理论一直持排斥态度，将其与民主体制对立起来，甚至给中国的政党理论贴上“专制”的标签。随着中国的发展壮大，出于对中国政党理论和政党制度国际化的担心，西方对中国政党理论的抹黑更甚[2]。比如，2016年由英国《经济学人》发布的世界“民主”指数排名，依据“选举进程和多元化，公民自由，政府运作，政治参与和政治文化”，将中国排在第136位，许多发展程度远低于中国的国家都排名靠前。该排名直指中国的选举缺少多党竞争、公民自由度较低[3]。类似这种评价都是建立在西方中心主义上，以西方标准衡量中国的事情，从而达到贬低中国的目的。我们不可忽视它造成的严重后果，即将中国置于“不民主”“不自由”的另类之列，在事实上成为增强中国政党理论国际话语权的重大阻碍。全媒体时代，西方控制话语权和抹黑中国的方式更丰富、更隐蔽，给中国造成的不利影响可能更严重。这种抹黑和排挤，除了国家间的利益竞争外，背后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西方国家按照他们的标准来评价中国的政党理论，然后再开出“药方”，诱导中国按照他们的标准去改变，最终实现“和平演变”的目的。对中国来讲，既要避免落入其陷阱中，又要努力改变当前的不利状况。这就是难点所在。
（二）学术话语权的边缘化
政党理论的话语权很多时候以学术的外在形式来展现，被包装成学术话语权。在这方面，中国也处于边缘化的状况。在西方的政党理论话语中，政党被界定为“基于特定主义建立的寻求选举官员、组建政府为目的的组织”，政党制度按执政党的数量区分为一党制、两党制和多党制。在这种“标准”下，中国的执政党被认为是一种“统治集团”，政党制度被认为是“一党制”，像萨托利更是将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党领导归为“意识形态霸权党制”[4]。而中国自己的政党理论话语体系，像“处于领导地位的执政党”“参政党”“多党合作制”等，则难以进入西方话语体系。即使是中国学者发表的英文论文，也只能使用西方的话语体系来论述中国的政党和政党制度。学术话语权的边缘化直接影响到政治话语权。毕竟，一些重要的理论往往都是由学界先创造出来的，学术研究和政治实践是紧密关联的。没有学术话语权，增强政党理论话语权就缺少了很重要的支撑。
（三）宣传方式不适应实际需要
增强政党理论国际话语权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依靠中国自己的宣传，包括官方宣传和民间宣传，当前，中国在这两个层面上都不能满足现实需要。官方宣传形式相对单一、僵化，缺乏灵活性。在对外宣传中，官方宣传大多以灌输说教等简单方式为主。这种宣传方式在国内都已经难以适应现实需求，在对外宣传中更难获得良好的效果。曾经有一家中国报纸给位于华盛顿的一家美国智库免费赠阅报纸，但其中一些研究人员不愿意接受，他们甚至投诉并将报纸退回。可见，这种简单直白的“宣传”非但起不到预期效果，还可能适得其反。同时，民间宣传缺少自觉性和目的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公众接触外国人的机会越来越多，出国或国内交往都是民间外交的机会，但是国人利用这些机会自觉宣传中国政党理论等内容的情况较少。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西方的各种价值理念和理论观点开始大量进入中国，并对中国公众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使部分公众产生虚无感，认为西方的制度优于中国，从而不愿或不敢对外宣传中国政党理论。另外，部分公众不知道如何宣传，结果使我们丢掉了获得政党理论国际话语权的民间渠道。
（四）语言是影响政党理论国际话语权的重要因素
政党理论国际话语权的获得首先需要让世界了解中国的政党理论，即中国的主动输出是必要前提，而这必然涉及语言的问题。长期以来，中国在对外输出上因重视英美等传统大国而对英语高度重视，却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其他语言。这从各高校外语学院的专业语种设置就能发现：英语系遍地开花，日语系也不少，德语、法语、俄语也有一些，其他就少见了。只盯住少数大国的结果就是众多国家被忽视。对一些国家来说，中国都不愿意用他们的语言来对他们进行宣传，指望他们主动来“学习”中国的政党理论，显然不是可行之策。此外，在对外宣传报道中语言习惯等会对宣传效果造成很大影响，比如大量“中式英语”不仅不适合传播，而且会造成英美国家在理解中国时的语言障碍[5]。
三、中国政党理论的特色和贡献
增强中国政党理论国际话语权的前提是中国已经形成自身的政党理论。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已经逐步探索形成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核心的政党理论和政党制度；这一理论和制度不仅推进了中国民主政治发展，而且丰富和完善了世界政党理论，为政党理论发展作出了贡献。增强中国政党理论的国际话语权有助于将这一理论的影响扩大到世界范围。
（一）中国政党理论基本理念的创造性
中国政党理论的基本理念是协商，很好地解决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与民主党派的参政问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地位和各民主党派的参政党地位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而不是通过选举竞争来获得，避免了政党竞争导致的不稳定、“内耗”和“无谓斗争”等问题；各民主党派都有相应的社会基础，联系一部分群众并代表和表达其利益，发挥监督作用，而不是完全的“服从”。这对执政党来说，是一种激励，能够激发执政党的全部能量和创造性，促使其规范执政、依法执政。
西方竞争性政党体制的基本理念是“竞争”。这种竞争体制尽管在权力监督制约、机会公平等方面有优势，但往往演变为政党之间的“内耗”和“无谓斗争”。非竞争性的一党制的基本理念是“控制”。在只有一个合法政党的条件下，单独执政可以加强对社会的控制，包括对其他政治力量的控制，防止竞争性力量的出现。这种政党体制对政治稳定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它压制了其他政治力量的政治参与，必然导致社会不同利益无法得到有效代表和表达，社会矛盾无法释放。
（二）中国政党理论在政党政治架构方面的创造性
中国政党理论的基本架构是“执政-参政”，这比西方的“执政-在野”架构更具包容性。在这一构架中，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都是体制内政党，没有朝野之分，不存在政党之间的相互竞争。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参政党都无一例外的必须在宪法与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对人民负主要责任；其执政既接受宪法和法律的监督，又接受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社会各方面的民主监督，有利于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各民主党派都是受宪法保护的独立的政党组织，它们都有呈现自身特色的政治纲领、独立的组织体系和自主决定各自党内事务的权利。民主党派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友党，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在国家政治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不管是执政党还是参政党，都以人民利益为基本出发点。
西方国家两党制和多党制的基本架构是“执政-在野”。執政党通常主导和独占国家权力，并为其所代表的利益集团谋取最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其余政党作为在野党或反对党，由于不能直接参与国家事务管理，往往采取对立的态度和做法，使执政党的执政效果受到很大的牵制和影响。执政党和在野党主要通过竞选实现轮流执政。为了争夺执政地位和压制对方，政党竞争很可能背离民众利益，致使所谓的民主政治变成“少数有钱人的游戏”。
（三）中国政党理论在处理党政关系方面的创造性
中国政党理论处理党政关系的方式重视合一性，这优于西方的分离模式。具体来讲，中国共产党居于领导地位，对全部国家生活实现直接或间接的领导，对经济、政法、文教等国家和社会事务进行全面统筹，其具体的政治影响甚至可以深入社会成员的各个劳动单位。通过这种方式，各国家权力机构、各级政府及其部门、各社会团体都在执政党这里汇合起来，既遵循了现代政治的基本规律，又解决了政治生活的“统一”问题。
在西方国家“三权分立”的体制下，党政关系以分离为主要特点。立法、行政等权力系统之间的制衡关系往往以政党分掌不同权力或者相互制衡来体现。在总统制下，不同政党分别掌握立法权和行政权是常态；在内阁制下，议会中必然存在制约执政党的在野党或反对党。
四、增强中国政党理论国际话语权的途径
增强中国政党理论的国际话语权，既要考虑政党理论自身的发展和完善，也要重视学术研究、理论宣传等“技术”层面。增强中国政党理论的国际话语权需要考虑以下途径：
（一）坚持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话语体系
中国政党理论靠什么立足于世界政党政治潮流？在某些人看来，中国只要走西方国家的政党政治道路，接受西方“推销”的政党政治和民主政治，就可以获得认可和话语权。这是一个“美丽的谎言”。即使中国真的接受了西方的“传销”，建立起西方式的政党政治，中国也只能不断重复西方话语，成为其“小弟”，政党理论的话语权仍然掌握在英美等国手中。这从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一段时间内的遭遇以及部分接受西方政治“药方”的发展中国家的境况中，就能看得清清楚楚。因此，中国要想获得政党理论的国际话语权，前提是必须拥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和政治实践，而这个理论体系只能来自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话语体系，是固本之策[6]。首先要明确中国政党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间的紧密联系。中国政党理论是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马克思主义是具有重要历史地位的意识形态理论，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具有重要影响；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权，一直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只有明确并坚持二者的这种联系，中国的政党理论才不会成为无本之木。中国政党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比如，中国共产党一直强调自己的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性质，强调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等。同时，中国政党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不断发展的结果。马克思主义本身是不断发展的，需要与各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中国，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在革命中建立起紧密合作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在取得政权后仍然坚持将这种合作关系发扬光大，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中国虽然在不断探索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完善中国的政党理论，但我们一直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指导地位，并与时俱进地创新政党理论话语体系。在增强中国政党理论国际话语权的努力中，我们要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发挥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引领作用，为中国政党理论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理论体系
“打铁还需自身硬”，增强中国政党理论国际话语权，必然要求中国的政党理论自身过硬，因此，要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理论体系，以此作为增强话语权的“本钱”。
客观地讲，中国政党政治的实践已经十分丰富，形成了一系列具有特色的制度安排和理论成果，但是作为“体系”的政党制度理论仍然处于发展之中。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政党理论国际话语权的提升。完善政党制度理论体系，需要考虑将现有的概念、理论、制度、实践纳入一个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应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理论基础、发展脉络、基本架构、运行机制、主要特征、发展前景、历史贡献等内容，要包含领导、执政、参政、多党合作、政治协商、统一战线、“两会”机制等核心概念，并具有逻辑上的关联性。
完善政党制度理论体系有赖于加强政党理论的学术研究。学术研究其实是一种话语权，只要成果居于领先水平就有可能掌握话语权。首先要鼓励高校、研究机构和政府相关部门加强政党理论研究，特别是要加强规范性研究和理论创新，而不能局限于解释性研究；同时要开展国际性比较研究，发表相关外文成果，扩大国际影响力。
（三）创新中国政党理论话语，适当使用现代政党政治的概念
增强政党理论国际话语权需要让世界了解中国的政党理论，需要在坚持自己特点的基础上尽量使用为大家熟知的、普遍接受的概念。这不仅体现了中国主动融入世界的态度，更有助于推动政党理论不断创新和扩大容量。
受冷战思维的影响，中国的政党理论曾主动排斥与西方有关的一切概念。比如，我们往往把政党与“斗争”“专政”“统治”等联系在一起，而将“民主”“自由”“选举”等作为资产阶级政党的行为而加以批判。这种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特定时期形成的认识，显然不利于在理论上全面、准确地理解政党政治，不利于科学理解和把握政党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相应地影响了中国政党理论的国际声誉。改革开放以来，这种现象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其影响并没有完全消除。这需要我们在宣传中予以重视、主动改变，选用那些更有普遍性和柔和性的概念来描述中国的现实。比如，选择“执政”这一概念来描述中国共产党与政权的关系。这种概念上的变化不仅没有改变中国政治生活的实际状况，而且有助于各国公众认识和理解中国的政党理论。
（四）充分发挥学者、社会名流和普通公众等的特殊作用
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中，中國自己讲述的政党理论在外国人看来，“可信度”远不如他们自己讲述的，因此，充分发挥诸如国外汉学家等群体的积极作用，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国外汉学家是一个特殊群体，尽管是外国人，却是“中国通”，对中国的情况非常熟悉。20世纪以来，欧美的熟悉中国的汉学家越来越多，在当地的影响也日益扩大；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后，他们大多成为中西交往的桥梁。若由他们向西方国家讲述中国的政党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取信于当地民众。当前联系这些汉学家的主要是学术界。从争取中国政党理论国际话语权的角度来看，如果能由中联部等部门与他们建立联系，将能够形成两条联系路径，这样的效果可能更好。
西方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也是需要重视的群体。作为学术群体，他们并非都对中国政党理论持否定态度，如沃马克明确指出中国政党政治的实践可能探索出“党政型民主”的新模式[7]。由这些学者来讲述，有助于增强中国政党理论的国际话语权。在国外的普通公众和领导人中，不乏对中国政党制度的积极评价。如美国网民Raymound就直接表明中国政党制度具有优越性，“中国的政党制度不会面临执政党改选，所以就不会出现因为政党经常变更而导致政策缺乏连贯性的问题”[8]；一些非洲国家领导人表示，如果他们国家的各个政党都能够坐下来相互协商该多好，就能避免无止境的政党纷争，把精力集中到国家建设上来[9]。这些对中国政党理论的肯定，很多都建立在对中国的实地考察和切身体会的基础上，因而具有相当的可信度，也是支持中国政党制度和政党理论的重要证据。
（五）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
作为参政党，民主党派的法律地位与执政党是一样的，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在某些西方国家眼里，我国的民主党派是一种“摆设”，不能发挥实际作用。如果各民主党派能够现身说法，通过自己的行动来告诉世界其在中国政党制度中的地位和作用，将有助于改变世界对中国政党制度的看法，增强中国政党理论的国际话语权。
首先，各民主党派要多开展对外交流，在与世界各国政府和政党的交流中用事实证明自己的地位和作用。当前，各民主党派的对外交流还比较少，对各民主党派的领导在对外交流时的身份、各民主党派组建代表团等实际问题都没有相应规定。解决这些问题，加强民主党派的对外交流，是今后需要关注的方向。
其次，各民主党派要加强有关中国政党理论的研究。在关于政党理论的各种研究力量中，各民主党派是相对薄弱的环节。这既有研究力量和资源的限制，也有民主党派自身的重视程度问题。事实上，民主党派聚集了一批社会精英，开展研究工作并不存在很大困难。如果由各民主党派开展有关政党理论的研究，比执政党、政府部门乃至高校的研究可能更有说服力，更容易得到世界的认同，从而更有助于增强中国政党理论的国际话语权。
（六）丰富政党理论宣传的形式和途径
在主动开展对外宣传政党理论方面，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宣传形式要灵活多样。由于受众、环境等各方面的差异，对外宣传更加灵活多样，不能满足于通稿式的文字宣传，要灵活运用文字、图片、影音、动画等各种形式；少批评争辩、多解释说明，比如《中国政党制度白皮书》的效果就比较好。对外宣传要注重细节，少用“高大全”的方式，进一步重视网络和新媒体的作用，利用它们开辟新的宣传阵地。对外宣传要有针对性，要了解外國公众对中国政党理论的看法，包括积极的和消极的，然后有针对性地进行宣传，力图消除外国公众的疑惑和误解。二是要重视民间宣传。民间宣传就像民间外交，非官方的方式更能打动人心，可能会收到良好的效果。比如公众可以利用留学、在外工作等机会，坦然与外国朋友交流对中国的看法，在不经意中影响对方。这就要鼓励国人增强自信，克服民族虚无主义，增强对中国政党理论的认同。三是要重视运用多语种。充分利用我国日益丰富的各语种人才，尽可能地扩大覆盖面，不要只注重所谓的“重点国家”。同时，语言使用中的准确性也值得关注，不能词不达意，甚至闹笑话。
增强中国政党理论国际话语权，要立足于“争”，与西方中心主义的政党理论及话语权竞争；但话语权是一种软权力，并不能依靠强力获得。在国家整体实力提升的基础上，我们一方面要积极增强“内功”，完善政党理论体系；另一方面要采取适当措施，扩大政党理论的影响力，最终使中国政党理论成为一种普遍性的理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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