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20世纪初积极心理学的兴起，气质性乐观成为该领域中的研究焦点之一。气质性乐观由Carver与Scheirer基于自我调节模型提出，是指个体对未来的积极结果的泛化预期。乐观能够使个体产生多种积极的生理与心理效应，如提高自身的免疫能力、增强主观幸福感、提高成就动机，促进自尊与自信的建立等等。目前已有许多研究证明，气质性乐观作为一种稳定的人格因素，与个体的心理健康状况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本文通过文献法，在中国知网（CNKI）、百度学术、谷歌学术等搜索引擎中以“气质性乐观”、“心理健康”、“dispositional optimism”“mental health”等关键词进行检索，收集相关文献进行综合整理，简要介绍气质性乐观、心理健康以及二者之间的联系，并对气质性乐观与心理健康的未来研究方向进行思考与展望。
1前言
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大众对心理健康的重视程度也随之上升，伴随着积极心理学的逐渐兴起，乐观作为积极心理学的研究热点之一逐渐进入研究者们的视野中。
1981年，Carver与Scheirer基于自我调节模型，提出了“气质性乐观”（dispositional optimism）的概念，并且他们认为气质性乐观是一个单维的结构，其中一极是乐观，另一极为悲观。二人据此于1985年编制了气质性乐观的测量量表——LOT生活定向测验，并指出，气质性乐观与心理健康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此后的30多年中，有关气质性乐观的研究日益丰富，其结果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Carver与Scheirer的理论。
2气质性乐观与心理健康
2.1气质性乐观
自我调节模型认为，当个体形成某一目标，并对目标树立起期望之后，开始向目标前进。在接近目标的过程中如果受到了一定的阻碍，则个体会根据自己对结果的预期进行自我调节，从而对当前的情况进行评估和决策。当个体相信自己能够达到所追求的目标时，他会不断地为之付出努力，反之，若当个体感觉到目标对于自己而言遥不可及时，则有个能会放弃努力。在此之上，有研究者提出“泛化预期”的概念来解释人们在面对复杂的事态时，对自己努力的结果所持有的信念。在面对生活中出现的困难与阻碍时，一部分人相信生活是美好的，一切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只要努力，自己总能够得到积极的结果;而有的人却认为，生活中的困难是一场灾难，自己总是会遭遇不好的事情，无论如何去努力，也无法改变生活的打击。对事件积极结果的泛化预期，即“气质性乐观”，或称“乐观主义”，那些总是对事件积极结果抱有期待的个体被称为“乐观主义者”。
乐观主义者在建立好目标之后，总是对成功抱有持久的信心，能够在追寻目标的过程中持续努力。有研究表明，乐观主义者在工作中能够更好地进行资源的分配，能够根据任务的优先级进行良好合理的选择与判断，他们在解决问题时往往能够提出更有建设性的意见与建议;相对于悲观主义者，乐观主义者往往感受到的社会支持程度更高，这并不体现在主观或客观的社会支持上，而更多地体现在他们如何对待所得到的社会支持，乐观主义者往往能够更好地利用身边的社会支持，这使得他们往往能够对未来做出积极的预期并达成良好的结果;乐观主义者的自我效能感往往强于悲观主义者，在面对当下的压力时，乐观主义者能够根据当前的实际情况进行良好的自我调节，并且对自己的未来结果有积极的期望，而悲观主义者在面对突如其来的压力时，则更多地体现住绝望与崩溃，他们常将坏的结果预期灾难化，这也是悲观主义者更容易产生心理问题的原因;郝亚楠等人关于气质性乐观的神经生理学研究中发现，气质性乐观之所以能够提高幸福感、促进成功，其原因可能是因为乐观者存在一定正性偏向，这一偏向主要体现在注意、知觉、应对策略的选择等方面，乐观者脑部前扣带回、前额叶皮质区域具有更高的激活水平;此外，还有研究表明气质性乐观有可能与遗传有关，一些双生子研究的结果证明，遗传在气质性乐观形成中所起到的效果大约能够达到30%。
在上述基础之上，研究者认为气质性乐观是人们对未来事件怀有的积极期望，并且这一倾向具有跨时间与跨情景的一致性，乐观主义者总是认为会有好的事情发生，这表现为一种积极的认知风格。因此，气质性乐观也被认为是一种稳定的人格特质。
气质性乐观最初通过Carver与Scheirer（1985）编制的生活定向测验（The Life Orientation Test，LOT） 进行测量。随后的一些研究中有研究者提出，气质性乐观应该是由两个相互独立的维度——积极乐观特质与消极悲观特质所组成，据此Carver与Scheirer与1994年修订完成了新的生活定向测验，用于进行气质性乐观的测量。在此之后，不同国家的研究者根据其国家的传统文化或是所考察的特殊人群，对生活定向测验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调整和修订，以适应多种不同的研究条件，如Schweizer 和 Koch（ 2001） 认 为 乐 观 会 表 现 在 个 体 生 活 的 不 同 领域———个人乐观、 社会乐观和自我效能乐观， 并编制了三维度的个人和社会乐观评定问卷—扩展版（Questionnaire for the Assessment of Personal Op-timism and Social Optimism-Extended，POSO-E）。
2.2心理健康
心理健康素質（Mental health quality）是个体在遗传和环境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某些内在的、相对稳定的心理品质或身体特点，这些心理品质和身体特点影响或决定着个体心理、生理和社会功能，并进而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状态。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因素众多，主要有如下几类：（1）人格特征。例如A型人格个体往往冲动、性格稳定性差，这类个体常体现出偏执倾向、内心冲突严重、人际关系紧张以及高特质焦虑等特点，在EPQ测验得分上体现为N、P维度得分较高，而那些性格稳定性强的个体则具有更好的睡眠质量与心理健康素质;（2）认知与归因风格。二者对于心理健康的影响常以认知倾向、归因方式来体现，心理健康状况良好的个体，具有积极乐观的认知倾向，持有负性思维的个体往往更在意他人的评价，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心理问题的出现。那些在生活中把负性事件结果归因于内在、稳定因素的个体，有更大的几率出现抑郁症状;（3）情绪调节方式。情绪调节与管理与心理健康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不适当的情绪调节方式可能是患抑郁症的原因之一;（4）与自我相关的心理因素。包括自我概念、自尊、自我效能感等。自我概念与自尊的完善发展是良好心理健康的基本条件之一，而较高的自我效能感则能够帮助个体树立正确的目标、满足成就动机、建立自信。
心理健康的标准有很多，到目前为止尚未形成某一公认的评定标准。其中，心理健康的双因素结构模型认为，心理健康的评价应包括积极状态的提升，与消极状态的消除。我国关于心理健康的研究最早可追溯至1935年，徐春霖在一项关于工人心理健康的的研究中提到，提升心理健康的途径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有能够为止努力的一个或多个目标，并在完成目标的过程中获得他人夸奖，得到他人的承认”、二是“感觉到自己正在往积极的方向进步”、三是“做自己觉得正确的事”。这与传统的心理健康衡量标准中积极状态的评价类似，将自尊、自信、成就感（或成就动机）等变量，或是如Seligman等人所认为的“幸福感”这类心理状态作为心理健康的积极状态的评价。传统心理健康衡量标准中消极状态的评价多以抑郁、焦虑、压力等心理量为主，较早的研究中，Parkes（1992）采用一般健康问卷（GHQ）作为测量工具，比较了在岸石油工人与离岸石油工人的心理健康情况;一项关于女性非自愿事业对心理健康影响的研究中，将抑郁作为心理健康的评价标准，并发现社会支持也是心理健康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这类测量工具在最近几年的研究中也常有出现，例如，AA.Mohammadi（2016）采用一般健康问卷（GHQ）、抑郁量表、焦虑量表以及压力量表（DASS）作为心理健康的评价标准，研究了益酸菌酸奶对生化工人心理健康的影响;B.Pakula（2018）在一项关于同性恋、双性恋个体心理健康的研究中，同样也是选用了焦虑量表、情绪量表等测量工具作用心理健康的评定标准。
2.3气质性乐观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在Lemola等人（2011）一项关于儿童睡眠质量的研究提示我们，乐观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可能在生命早期就已经出现，一方面来说的研究遗传因素可能对儿童形成气质性乐观具有较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较乐观的父母会在儿童早期通过积极的培养与指导，使得儿童的乐观逐渐得到发展。不管气质性乐观这一人格特质是如何形成的，其对心理健康的促进是毋庸置疑的，那些较为乐观的儿童，其睡眠质量较优于其他的儿童;同时乐观者的免疫系统反应较强、在面临疼痛时，乐观能够使个体减轻疼痛的知觉，在选择消除不良情绪时，乐观主义者往往能够采用更加积极主动的方式来促进心理健康（如运动、听音乐、认知干预等），而悲观主义者往往通过消极的方式消除情绪（如抽烟、酗酒等）;在面对问题时，乐观主义者的应对方式也更加地积极，这使得乐观主义者在压力事件之后更少产生消极情绪、更多地产生积极的情绪，这一点与神经生理学上的研究结果相吻合;
气质性乐观与生活满意度、抑郁水平等心理健康指标有显著的相关。侯爱和（2010）研究表明，气质性乐观在应对方式与应激事件中起到调节作用，在面对巨大压力或是生活事件刺激时，乐观者能够采用更积极的应对方式来面对应激事件，使个体能够有效地应对压力、适应环境，从而形成促进心理健康;袁莉敏，& 张日昇.（2007）通过归因方式问卷、气质性乐观调查问卷、贝克抑郁量表以及生活满意度量表对350名大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发现气质性乐观调节归因方式与抑郁、生活满意度的关系，在归因方式与抑郁、生活满意度之间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张姝玥、许燕等（2008）通过发放症状自评量表、气质性乐观量表与简易适应能力问卷对4736名在校大学生进行了调查，发现气质性乐观、适应能力均能影响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并且二者之间存在交互效应，气质性乐观能够在适应能力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中起到调节作用。
3讨论与展望
对一项概念的研究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从以往的研究中，有如下几处值得探讨，以及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首先，目前关于气质性乐观的研究中，尤其是国内的研究，大部分都关注与气质性乐观与其他变量之间的关系，以及气质性乐观的神经生理机制。而气质性乐观的究竟起自何方源于何处，是因为某个特定的基因？还是更多地源于生命早期父母的教育与指导，父母不同的认知风格、所教授的面对应激事件的应对方式，会如何影响个体气质性乐观的发展？如何分离出遗传与环境之间的作用。这些问题的探讨在以往的研究中较为少见。
其次，气质性乐观还是一个较为年轻的心理学概念，国外关于乐观的研究起步较国内早，研究范围较大且深，但受中西方文化存在巨大差异，从某些角度上来看，乐观这一概念可能在西方属于褒义，在东方传统文化中可能被认为是“玩世不恭”。如何开展本土化的研究，如何将乐观放在东方文化的视角上来对个体进行研究，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最后，未来的研究还可以着力于如何通过发展个体的气质性乐观，从而促进个体心理健康的改善，即气质性乐观的应用。早期国外的研究中有提及，2周的每日5分钟的自我肯定练习有助于气质性乐观的发展，近年来也有研究者将中国传统的茶道文化融入气质性乐观发展的研究中，这也是未来乐观研究可能的方向。
参考文献
[1]Scheier，M.E.，& Carver，C.S.（1987）.Dispositional optimism and physical well-being：the influence of generalized outcome expectancies on health.Journal of Personality，55（2），169–210.
[2]Scheier，M.F.，Carver，C.S.，& Bridges，M.W.（1994）.Distinguishing optimism from neuroticism （and trait anxiety，self-mastery，and self-esteem）：a reevaluation of the life orientation test.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67（6），1063-1078.
[3]Carver，C.S.，& Scheier，M.F.（2014）.Dispositional optimism.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18（6），293-299.
[4]徐春霖.（1935）.工人的心理健康.教育与职业（1），23-28
[5]Mohammadi，A.A.，Jazayeri，S.，Khosravi-Darani，K.，Solati，Z.，Mohammadpour，N.，& Asemi，Z.，et al.（2016）.The effects of probiotics on mental health and hypothalamic-pituitary-adrenal axis：a randomized，double-blind，placebo-controlled trial in petrochemical workers.Nutritional Neuroscience，19（9），387-395.
[6]李艷青，任志洪，& 江光荣.（2016）.中国公安机关警察心理健康状况的元分析.心理科学进展，24（5），692-706.
[7]Lemola，S.，Räikkönen，K.，Scheier，M.F.，Matthews，K.A.，Pesonen，A.K.，& Heinonen，K.，et al.（2011）.Sleep quantity，quality and optimism in children.Journal of Sleep Research，20（1 Pt 1），12.
[8]袁莉敏，& 张日昇.（2007）.大学生归因方式、气质性乐观与心理幸福感的关系.心理发展与教育，23（2），111-115.
[9]齐晓栋，张大均，邵景进，王佳宁，& 龚玲.（2012）.气质性乐观与心理健康关系的元分析.心理发展与教育，V28（4），392-404.
[10]郝亚楠，宋勃东，王岩，张钦，& 郎越.（2016）.气质性乐观的正性偏向及其神经生理研究证据.心理科学进展，24（6），946-9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