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史学意义与接受问题探究

(珠海市第三中学 广东 珠海 519000)

摘要:在对一些史学基本问题进行思考的时候,很难回避歷史的意义这一问题。历史究竟有没有意义呢?答案似乎是肯定的。但是,对这个问题作出肯定的回答比简单否定要困难得多,因为接下来,我们还要回答:历史有何意义、历史的意义有何特点。本文试图对历史的意义、解释与读者论问题进行梳理与思考。

关键词:史学理论;历史哲学;历史的意义;历史的解释

历史可以解释为通过人的观念所组织起来的、从而储存在头脑中的记忆片断。记忆片断在历史学工作中等同于历史材料,或可称之为历史真实。但是单纯的历史片断或者一连串彼此缺乏联系的历史片断往往是不具意义的。因此,历史片断,又或者是历史材料,需要由人的观念,即历史工作者的解释,去进行组织并赋予其意义。德雷(William Dray)认为历史学家的任务是不仅要去确定事实,还得要解释它们[1]。德雷提出了“连续系列模型”理论:每一桩历史事件在细节上都应该联系到它的先行时间,合理的历史解释应该是能从前件充分说明后件的出现。历史学家的职责并不是要去发现普遍规律,而是要解释具体的历史事件;他们所寻求的是足以解说某一历史事件的充分条件,而并非证明其必然性的必要条件。即把一桩历史事件分解为若干次级事件(sub-event),这些事件可以再分为更次级的若干事件,直到最后分解到不需再加解释的事件为止。德雷以“如何-可能”(how-possibly)模型代替“何以-必然”(why-necessarily)模型[2]。笔者认为可以进一步把德雷提出的“解释”的概念分解为“理解”和“判断”两个平等的层面。“理解”是侦探的思维方式,“判断”是法官的思维方式。任何历史解释都没有办法离开这两个方面。德雷的历史哲学仍偏重于理解,而在历史解释中既不存在没有理解的判断,也不存在没有判断的理解。

艾布拉姆斯(M.H. Abrams)在《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中提出了著名的文学要素四分法概念,即将整个文学创作-接受过程划分为世界、作者、作品和读者这四个要素。有鉴于此,历史学工作可以划分为历史材料、历史学家、历史学著作和读者这四个要素。在考察当下历史学界的基本情况时,我们马上就可以发现前三项要素,即历史材料、历史学家和历史学著作都被抬到一个非常高的地位。对于历史材料,我们孜孜不倦地反复考证,力求准确真实;对于历史学家,我们要求其必须具有良好的史学品格;对于历史著作,我们追求其学术价值,力求做到言必有据。但是反观历史著作的最终接受者,则既没有考虑过其应该具有的品格,也没有考虑过他们需要的是什么样的历史学著作。特别是历史学著作的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关系,一者极高,一者极低。当读者作为局外人而非史学家的时候,历史学家就如同神的代言人。至少在他们的工作成果——历史学著作的范围内,常见这样一种不平等的对话方式。当历史学家和读者之间存在这种不平等关系,而我们又一再强调历史真实性的时候,就出现了一种文本假象,即巴特(Roland Barthes)在《历史的话语》中指出的:“历史在自行写作”[3]。既然历史在自行写作,那么也就没有人为历史文本承担责任了——行为者对自己的行为不负责任。这一看似荒谬的结论仍普遍存在于史学研究中。

“历史自行写作”除了在道德上会给我们造成困惑以外还会带来一个严重的问题,即历史学中的“虚假真理”。如果我们将“真理”理解为与事实完全相符、终极的正确,那么在基础逻辑范畴内我们完全可以这样理解:与真理相异的,就是绝对的谬误。如果历史是在自行写作的话,这样的真理似乎是存在的。因为历史自行写作有两个默认前提,一是历史真实的存在,二是逻辑规律的运用。不过毕竟历史不能完全等同于自然科学,其最大的客观就是承认没有绝对的客观,最大的真相就是承认没有所谓的“历史真理”。

史学工作者往往认为后现代史学理论对他们的工作没有指导价值,有的只是不断的破坏。后现代主义的兴起,确实打碎了许多曾经的信仰,但是最大的问题还不止于此,而是当下建设的速度远远赶不上被破坏的速度。后现代主义并不可怕,被解构正可昭示其重建的可能。笔者认为历史学家和读者之间需要建立起一种品格上平等的对话关系,因此历史学家不能继续扮演上帝代言人的角色,历史学著作也不能再成为信徒手中的《圣经》了。历史学著作应该是一个对话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历史学家和读者、读者和读者、历史学家和历史学家能够便利地进行思想的对话。要做到这一点,历史学家就需要抛弃历史自行写作的幽灵,明确自己的主观参与对历史著作的影响,明确自己在著作中所表达的只是一种具体的观点,而不同的具体观点在“平台”上不但可以相互对话,并且完全同效等价。唯一错误的具体观点,就是那种自命唯一正确的具体观点。

正是因為历史意义具有自在、不外求的特点,笔者认为可以更多地立足于理解的角度去关注历史的客观性。历史的意义是自在的、不外求的,这也就决定了只要是严肃的完全的历史学著作,它的意义也是自在的、不外求的。因此现代历史学的读者论认为历史学家要做的只是将历史的意义更好地展现给读者,即可更接近历史学家与读者双赢的理想状态。

参考文献:

[1]德雷(William Dray):《历史哲学》(Philosophy of History. Englewood-cliffs, Prentice-Hall)

转引自 何兆武、陈启能:《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第256页

[2]何兆武、陈启能:《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第263-264页

[3]汤因比等著、张文杰编:《历史的话语——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简介:

王子硕,珠海市第三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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