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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在对中国农工民主党建国前历史作简要回顾的基础上，提出了要以中国近代史尤其是民国史为背景，历史地看待建国前的农工党党史；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为标杆，辩证地看待建国前的农工党党史；以重要党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为线索，系统地看待建国前的农工党党史；以相关史证资料和原始档案为依据，客观地看待建国前的农工党党史。此外，本文还讨论了研究建国前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史的两个方面启示。
关键词：科学认识；中国农工民主党；建国前；党史；启示
中图分类号：D6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11)03－0039－06
由于中国农工民主党特殊的建党背景、不屈的政治探索和曲折的发展道路，经过建国后历时60多年的不断沉淀，需要我们回过头去科学地梳理和认识中国农工民主党与中国共产党殊途同归的民主革命史，以便更好地理解和遵循因“在政治上与中共同心同向，在思想上与中共同心同德，在行动上与中共同心同行”的长期实践而形成“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政治格局。作者借学习、研究和编撰中国农工民主党建国前历史之际，拟就如何科学地认识建国前中国农工民主党(简称农工党)党史问题作浅显的研究，现报告如下。
一、建国前中国农工民主党历史回顾
建国前，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历史虽然只有20年，但其经历曲折，磨难异常。为研究需要，现根据有关中国近代史、农工党党史资料及中共党史文献，对农工党的这段历史作简要回顾和梳理：
(一)中国农工民主党产生的背景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正式诞生。民国初年，西方民主思潮及其实践一度盛行，加之当时政治格局较为均衡，出现了蓬勃发展的西式民主景象，其突出表现就是政党林立及政党政治的勃兴。据研究，民国初年有312个政治性党派团体，但具有健全政纲或具体政纲者不过35个。其中，组织与纲领比较健全、在全国比较有影响的党派主要有：同盟会(国民党)、统一党、共和党、民主党及其后三党合并而成的进步党。1919年10月10日，孙中山将国民党改名中国国民党，其章程规定“本党以巩固共和，实行三民主义为宗旨”。
1924年1月20日到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会议对三民主义做了重新解释，新三民主义的纲领成为国共合作的共同纲领，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为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广州国民政府于1926年7月9日开始了北伐战争，至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易帜，北伐战争胜利。但国民党地方实力派事实上仍处于与中央分庭抗争的割据状态，故蒋介石大举“削藩”，直至1930年10月初的中原大战取胜，南京国民政府自此基本确立了自己在中国的正统地位。
(二)中国农工民主党曲折的党史
蒋介石在建立和巩固国民党南京政权的过程中，不仅引起了共产党人的武装反抗，而且其最初残酷的镇压手段和专制特点，也一度在国民党内以及在中间阶层内受到相当广泛的怀疑和抵制。在1927年蒋介石“四一二”事变和汪精卫“七一五”分共之后，部分国民党左派和从共产党游离出来的人员，开始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邓演达即为该组织事实上的领导人。
邓演达等认为，1924年以后改组的国民党依然是一个多阶级的政党，党内各分子各本其阶级的利益，发挥其各阶级的属性，故改组开始即起纠纷，革命发展，更呈分化。中国革命要成功，必须创立一个建筑于伟大的革命阶级即劳动平民阶级之上的政党。只有在中国建立起一个“劳动平民阶级的政党”，才能领导革命走向胜利。据此，于1928年春在上海秘密召开了中华革命党成立大会，设立了临时行动委员会，发行《灯塔》和《突击》机关刊物。
1930年5月，邓演达从国外秘密回到上海，即着手起草并主持讨论建立新党的政治纲领，筹备建立党的中央机构等问题。1930年8月9日，在上海法租界萨波赛路290号，邓演达主持召开了有十个省区代表参加的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简称临委会)。会议一致通过了《我们的政治主张》等一系列重要文件，提出反对帝国主义，肃清封建势力，推翻南京反动统治，建立以农工为重心的平民政权，实行耕者有其田，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选举出党的中央领导机构，邓演达、黄琪翔、章伯钧、彭泽民、季方等25人当选为干事，组成中央干部会，邓演达被推选为总干事。
1931年春，蒋介石软禁胡汉民一事引起宁粤分裂。临委会也趁势很快组织起以邓演达为首的军事委员会，讨论和制定了全国性武装起义计划。临委会的军事准备和组织、宣传工作对蒋介石政权造成极大威胁，蒋介石悬赏30万元缉捕邓演达。1931年8月17日，由于叛徒出卖，邓演达和10余名重要干部在举行第二期干部训练班结业式上不幸被捕，3个月后，邓演达被秘密杀害于南京。在逮捕邓演达的同时，临委会的中央机关和联络点也遭到严重破坏。由于邓演达等被捕，全国性武装起义计划最终流产。
邓演达的牺牲使临委会的领导层顿失核心，受到了很大打击，这是临委会经历最艰难的阶段。当时临委会领导层思想混乱，一部分人如李世璋等因失去邓演达对党感到没希望，认为没有组织也可以革命，因而脱离了组织；一部分人如章伯钧等提出不能再戴着国民党的帽子，改党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一部分人如季方等力主按邓演达的遗志搞下去，并在北平与邓昊明等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各省市联合办事处”；黄琪翔则在上海以党务主持人身份继续按原有局面主持工作，出于多数党员对国民党的仇恨，将党名暂改为“中国革命行动委员会”。
临委会屡仆屡继，经历了一次次失败。为了迅速恢复党的组织，1935年秋，章伯钧从日本回到香港，与彭泽民等就重振组织的具体问题交换了意见，黄琪翔从德国来信赞成恢复组织。1935年11月10日，在香港九龙大埔道召开了第一次临时代表会议，集中解决了党的组织和政治路线问题。会议由章伯钧、彭泽湘、彭泽民主持，郭冠杰等20余人参加。会议决定改党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简称解委会)。会议选出了由黄琪翔、章伯钧等19人组成的中央临时执行委员会，黄琪翔为总书记。会议通过了《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临时行动纲领》和《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告同志书》。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顽固派于1941年1月6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破坏国共合作抗日。为配合中国共产党打退国民党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在解委会领导人联络建议下，各党派同意建立第三者性质的政治同盟。1941年3月19日在重庆正式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它以统一建国同志会为基础，由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解委会和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及部分无党派民主人士组成。1944年，因国内外形势变化，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名
为中国民主同盟，由团体会员制变为个人会员制。
抗战胜利后，解委会从1945年秋开始，一方面在民盟中发挥作用，一方面进行了组织复原工作。1946年春，中央机关由重庆陆续迁回上海，在上海愚园路联安坊11号设立了中央机关。1947年2月3日，解委会在中央机关举行了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会议由章伯钧作《党务报告》；会议决定将解委会改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会议通过了《中国农工民主党党章》、《关于党的纲领、路线和基本方针的决定》以及《中国农工民主党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宣言》；会议选举了由25人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10人组成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章伯钧、彭泽民分别为主席。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是一次“改造党、健全党、扩大党”的重要会议。会议确定：党没有单独组织武装斗争的必要，党的基本方针是进行和平的民主的斗争。会议指明了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航向：继续跟着中国共产党，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
(三)中国农工民主党成为参政党
1948年春，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发展，国民党军事失败，经济崩溃，“行宪国大”的政治欺骗破产，国民党反动派已陷入全面危机。面对迅速发展的形势，4月30日，中共中央郑重宣布由毛泽东亲自起草的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5月5日，彭泽民代表农工党，与其他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香港联合致电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响应中共“五一”号召；同日，发表《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通电》，指出中共“五一”号召事关国家民族前途，至为重要。6月16日，农工党又单独发表《对时局宣言》，以示竭诚。
1949年6月15日至19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开幕，参加会议的有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及人民团体等23个单位共134人，对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进行筹备；9月17日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决定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胜利召开，会议先后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等纲领性文件，决定了首都、国歌、国旗和采用公元纪年。农工党首席代表彭泽民作大会发言，表示农工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共产党长期合作下去，努力参加实现《共同纲领》的工作。10月1日下午3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光荣诞生了。
为了总结过去的经验和教训，确定今后的方向和工作，1949年11月14日至26日，中国农工民主党在北京召开了第五次全国干部会议。会议学习和传达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有关文件；通过了《政治决议》、《党务总结报告》和《五千会议宣言》等文件；选举出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章伯钧和彭泽民分别为主席。《政治决议》明确提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共同纲领》为本党的行动纲领；党的组织任务的总方针，是在进步的基础上团结全党同志，从思想上、生活上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等等。经过近两年的理论学习和经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等社会实践，1951年秋，农工党整党工作已基本完成，并取得重大成果，成为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致力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参政党。
二、科学地认识建国前的农工党党史
本文将1930年8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到1949年11月召开的第五次全国干部会议期间的时段称作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在建国前的历史。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临委会)，正式宣布与中国国民党决裂，以新党面世(史称第三党)；第五次全国干部会议决定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中国农工民主党的行动纲领。对待建国前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历史，要科学地加以研究和梳理，以提高对它的认识和理解。要科学地认识建国前的农工党党史，必须把握和运用好以下四个方面的方式方法：
(一)以中国近代史尤其是民国史为背景，历史地看待建国前的农工党党史
全面分析人类阶级社会的发展，可以发现这样规律：社会是由历史构成的，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人民是按阶级和阶层划分的，阶级或阶层是由政党组织的，政党是由领袖领导的。而且，阶级社会越发展、越先进，这种递进规律的约束性或作用就越显著。由此可见，任何政党的历史都脱离不了其所处历史阶段的时代印迹。同样的，建国前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历史也离不开中国近代史尤其是民国史而独立存在，农工民主党的历史是融入民国史的，是民国史乃至中国近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要认识和研究农工民主党的历史，必须以中国近代史尤其是民国史为背景，历史地看待建国前的农工党党史。
在中国近代史中，从1840年到1905年的66年间，中国一直处于被列强侵略和掠夺之中，人民一直笼罩在列强侵华战争的硝烟之中。到20世纪初，在形式上，中国虽然仍保持独立，但实际上已沦为几大列强共同宰割下的半殖民地，中华民族面临空前的严重危机。1912年1月1日，作为辛亥革命的高潮和最重要的革命成果，中华民国正式诞生，从而结束了在中国历数两千多年的帝制，开启了中国历史的共和时代。经过1926～1928年两次北伐，至1930年10月初中原大战取胜，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才基本确立其在中国的正统地位。这是农工党产生的中国近代史和民国史的背景。
1894年，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创立了兴中会，第一次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发起成立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制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十六字革命纲领。1912年8月25日，国民党在北京正式成立，其组成仍以同盟会为骨干。1924年1月20日到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它既标志着国民党改组的完成，也标志着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1927年，因蒋介石“四一二”事变和汪精卫“七一五”分共，导致第一次国共两党合作宣告失败。大革命失败后，部分国民党左派和从共产党游离出来的人员，既不赞同共产党的激进革命，也不赞同蒋介石、汪精卫等背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从革命立场转向，因而独树异帜，开始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以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这是农工党成立的党史渊源。
(二)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为标杆，辩证地看待建国前的农工党党史
中国近代史中的民国史经历了38年(1912.1～1949.10)，中国农工民主党在建国前的历史近20年(1930.8～1949.11)，与民国史的后一半重叠融汇。这一时期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代表广大劳苦大众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同代表官僚阶级、剥削阶级利益的中国国民党就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解放、民主与统一等重大问题的既斗争又合作的历史。研究这段历史，必须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为标杆，辩证地看待建国前的农工党党史。农工民主党的主体是从国民党内分离而来的，经过近20年艰难历程，
最终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的参政党。这是建国前农工党党史的主线。
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的右翼势力抬头，他们形成西山会议派，反对三大革命政策，进行反共分裂党的活动。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政变，进行反共清党活动，7月15日汪精卫追随蒋介石在武汉实行“分共”，破坏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共产党人与以宋庆龄、邓演达为代表的国民党左翼发表声明，退出国民党中央，由此，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失败。此刻，国民党左派开始同国民党决裂，逐步形成农工民主党的前身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临委会)。此后近十年，发生了国内土地革命战争，国民党残酷打压共产党、临委会和其他民主党派，临委会受到了严重破坏。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蒋介石答应“停止剿共，联合抗日”，并于1937年2月，召开了中国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和中国共产党重新合作的方针。在八年抗战期间，中国农工民主党做了大量工作，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重要业绩，为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为实现国内和平，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经过历时43天的艰苦谈判，在重庆签订《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农工民主党积极支持中共主张。但次年7月，国民党当局在美国支持下，悍然撕毁《双十协定》、政协决议和停战协定，发动全面内战。经过3年内战，国民党溃败，南京国民政府灭亡。在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农工民主党始终站在中共一边，在各个方面支持人民的解放事业，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立做出了历史的贡献。
(三)以重要党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为线索，系统地看待建国前的农工党党史
相对而言，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农工民主党不像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那样：政治鲜明，组织严密，机构健全，经济厚重，军事强大。由于种种原因，农工民主党在政治上一直鲜有机会实验自己的政治主张，在组织上一直比较弱小，在机构建设上一直难以健全，没有建立过组织严密、层次分明的党务体系。此外，虽然它的创立者多出自于军队，但很少有自己独立掌管的武装。所以，研究和撰写建国前的农工党历史，很难从政治、组织、机构、经济、军事等方面展开全面的整体叙述。对待具有特殊性的农工党历史，必须以重要党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为线索，系统地看待建国前的农工党党史。而年月时序是农工党党史系统性的外在表现，它有机地穿引着党史人物和历史事件。
邓演达是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创始人，他的继任者和追随者，如黄琪翔、章伯钧、彭泽民、季方等，为农工党的生存、发展和开展各项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邓演达是著名的国民党左派领袖人物，第一次国共合作时，邓演达拥护孙中山与共产党合作改组国民党和事实形成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邓演达和宋庆龄、毛泽东等联合发表《讨蒋通电》，声讨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罪行。当汪精卫准备叛变时，邓演达多次与汪精卫斗争。1930年5月，邓演达回到上海。8月9日召集各地代表举行了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通过了由他起草的政治纲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选出了中央干事会，他被推选为总干事。1931年8月17日，邓演达被蒋介石逮捕，同年11月29日，邓演达被秘密杀害于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时年36岁。
解放前召开的4次全国干部会议和1949年11月召开第五次全国干部会议，是中国农工民主党历史上重大事件，其第一次、第四次、第五次全国干部会议具有里程碑意义。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建党，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正党名，第五次全国干部会议确定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纲领。福建事变、淞沪抗战、实施民主宪政斗争和参与新政协会议筹备、新中国成立等历史事件，是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史的骨干内容。尤其是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筹建，包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表明中国农工民主党紧跟中国共产党走，依靠人民和人民军队的力量，基本实现了“建立以农工为重心的平民政权，实行耕者有其田，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政治抱负，间接地完成了中国农工民主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历史任务。
(四)以相关史证资料和原始档案为依据，客观地看待建国前的农工党党史
在建党之初，中国农工民主党是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面目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同国民党右派决裂的政党，虽秉承孙中山新三民主义衣钵，但同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有本质区别，同时也不同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故史称“第三党”。在其后的民主革命时期，虽逐步地坚定站在中国共产党一边，但仍有其不同阶段的、鲜明的政治主张。所以，为实事求是地反映建国前中国农工民主党历史的真实面目，必须以相关史证资料和原始档案为依据，客观地看待建国前的农工党党史。
在史证资料方面，除了在档在编的资料外，近年来，为了记录中国农工民主党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所作出的贡献，农工党中央研究室经过2年多时间，在2007年11月征集、整理和汇编了《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农工民主党》，记述了农工党中央和地方组织在抗日战争各个阶段政治态度、重大活动和抗日成果；为收集党史资料和配合纪念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六十周年，农工党中央研究室经过4年多时间，在2008年8月征集、整理和汇编了《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国农工民主党》，记录了中国农工民主党在解放战争中所作的贡献；2010年，结合建党80周年纪念活动，中国农工民主党从中央到地方又征集、整理和汇编一大批史料。所有这些，为客观反映中国农工民主党建国前历史提供了大量的可资甄别史料。在原始档案方面，随着一些文史资料的逐步解密和重要历史人物日记的公开，加之农工党中央研究室对中央党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的《中国农工民主党历史参考资料》(第一、二、三、四、五辑)进行重印，均有利于帮助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三、研究建国前农工民主党党史的启示
回顾和研究中国农工民主党在建国前的历史，给我们两个方面的启示：一方面，中国革命的胜利离不开中共与包括农工党在内的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另一方面，包括农工党在内的民主党派要心甘情愿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前者如同胡绳的观点：在讲民主革命历史时，单讲国民党和共产党是远远不够的，除了国共两个角色外，还应有第三个角色，这就是中间角色。革命能胜利，是因为我们党把中间势力拉过来了，所以中间势力很重要。1927年大革命为什么一下子失败了?就是中间势力大多偏向国民党。中间势力主要是中间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知识分子等，有不少代表人物，他们影响一大片。后者如桑国卫在纪念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六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那样：农工党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对中国共产党在认识上不断深化、政治上不断认同、行动上不断靠拢的历史；是一部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帮助、指导下不断进步的历史，是一部逐步走向同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走向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历史。今天，我们回顾和研究中国农工民主党在建国前的历史，就是要增强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增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增强践行“同心同德，同心同向，同心同行”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编辑：魏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