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世界史研究进入新的时期。
新时期世界史学界在认真批判和清理“左倾”思想、教条主义对历史研究消极影响的同时，逐步清除了前苏联十卷本《世界通史》的简单化、公式化倾向对我国世界史研究产生的不良影响。我国的世界史研究开始形成自己的新的学科体系。对此作出最大贡献的是吴于廑。吴于廑在一系列论作中提出，世界史研究的主题应是“历史是怎样发展为世界的历史”，其内容是“对人类历史自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发展为世界成一密切联系整体的过程进行系统探讨和论述”①。他的自成体系的见解深刻地影响了我国的世界史研究。罗荣渠多年从事现代化研究，他在《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研究》、《论现代化的世界进程》等论作中，对这个课题作出了具有相当理论深度的探讨，引起了近现代世界史研究者的广泛关注。新时期我国世界史研究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无论在世界通史、分时期史、洲别史、地区史、国别史以及世界专门史若干领域都取得了显著的进展。
1.世界通史和世界分期史研究。
新时期世界通史研究的主要收获，当是1995年出齐的由吴于廑、齐世荣主编的《世界史》。全书分3编6卷，古代史编上卷由刘家和、王敦书任主编，下卷由朱寰、马克NFDC4任主编。近代史编上下卷由刘祚昌、王觉非任主编。现代史编上卷由齐世荣任主编，下卷由彭树智任主编。全书认为生产力发展是世界历史纵向与横向发展的原动力，故以比生产关系更为根本的生产力作为历史发展的主线；在历史分期上采取纵向横向双重标准，以公元1500年前为世界古代，包括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史。公元1500年到1900年为世界近代，这是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以及世界走向一体的时期。以1900年后为世界现代，并以本世纪初美、日兴起，一战爆发、社会主义苏联建立、殖民地人民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等重要事件，作为对西欧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冲击，并列为世界新纪元的开始，直至现在。同时将中国历史置于世界背景下加以考察。本书在章节安排，叙述体例上也有一些新的设计，给读者总的印象是视野开阔，论述新颖。吴于廑建立的世界史研究体系影响了多种世界通史和分期史的研究。周一良等著的《新编世界古代史》、《新编世界中世纪史》、《新编世界近代史》、《新编世界当代史》，连贯起来也自成世界通史系列。
世界分期史研究，80年代以来，刘家和、郭圣铭、朱寰、朱龙华、马克NFDC4、刘祚昌、光仁洪、彭树智等学者分别主编或撰写的世界上古史、世界中古史、世界近代史，以及世界现代史或当代史的著作，已出版多种。因篇幅限制，不及细列。罗荣渠在《现代化新论》中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一元多线的历史发展观，以及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建设，并在“现代世界发展趋势通论”编中，论述了现代化的世界进程与第三世界现代化的进程，以及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艰难历程，力求从现代化的角度重新考察世界近现代史。吴于廑主编的三卷本《十五十六世纪东西方历史初学集》，是专门研究从封建时代向资本主义时代过渡的论文汇编，特别指出需要深刻认识和理解15、16世纪开始的世界历史的新发展。研究世界现代化进程的著作已经出版多部，如侯建新的《现代化第一基石》，钱乘旦主编的《现代文明的起源与研究》，姜德昌和夏景才主编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比较研究》等，都各具特色。
2.洲别史、国别史研究。
亚洲史研究，“文革”前已有多部亚洲通史著作，新时期则侧重亚洲区域史研究。以东南亚史研究著作最多，有王民同等著的《东南亚史纲》，余定邦著《东南亚近代史》，贺圣达等著《战后东南亚历史发展：1945—1994》等多种。其次是阿拉伯和中东史，如郭应德著《阿拉伯史纲610—1945》，彭树智主编的《20世纪中东史》等。关于中亚、东亚、东北亚以及西伯尼亚，都有专史，如王治来的《中亚史纲》等。亚洲国家史研究中，以日本为多，如吴廷〖FJF〗趚主编的《日本史》，刘建民、刘予苇主编的《日本通史》，万峰著《日本资本主义史研究》，汤理南等主编的《日本帝国兴亡史》等。有关日本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化史、政治、外交、文化及人物等著作，则更多。印度、朝鲜与韩国、东南亚等很多国家，都有专史，如培伦主编的《印度通史》，刘欣如著《印度古代社会史》，王任叔著《印度尼西亚史》，金应熙主编、刘迪辉等著的《菲律宾史》，姜孟山主编的《朝鲜通史》等。
欧洲史研究，有关欧洲的经济、政治、社会生活、文化，尤其是哲学，以及欧洲国际关系等，已出版了多种著作，如马克NFDC4的《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彭铁生的《欧洲近代国际关系史》、王渊明的《西欧人口发展历程》、朱孝远的《中世纪欧洲贵族》、高清海主编的《欧洲哲学史新编》等。欧洲国别史研究著作甚多，主要是俄、法、德、英，其次是意大利等。俄国史研究，如孙成木、刘祖熙、李建主编的《俄国通史简编》，孙成木的《俄罗斯文化一千年》，其中以前苏联史研究为多，如陈之骅主编的《苏联史纲1917—1937》，周尚文等的《苏联兴亡史》，刘克明、金挥主编的《苏联政治经济体制七十年》，江流主编的《苏联巨变研究》等。人物研究则有李显荣等著《托洛茨基评传》等。其它有关彼得大帝改革、俄国立宪运动、苏联社会主义道路、肃反、文化体制等著作还有多种。法国史研究，有张芝联主编的《法国通史》、沈炼之主编的《法国通史简编》，有关法国大革命及其后的法国近现代史，已经出版了成系列的著作。有关法国文化和人物的著作还有多种，如陈崇武著《罗伯斯庇尔评传》等。德国史研究，有丁建弘、陆世澄主编的《德国通史简编》，丁建弘等主编的《战后德国的分裂与统一(1945—1900)》，杜美的《德国文化史》等。其它有关德国农民战争、联邦德国及德国思想文化的著作还有多种。英国史研究，有蒋孟引主编的《英国史》、马克NFDC4的《英国封建社会研究》、王荣堂的《英国近代史纲》。有关英国资产阶级政治制度、政党制度、经济变革、教会与思想等，还有多种著作。意大利史研究，有于贵信的《古代罗马史》、朱龙华的《罗马文化与古典传统》、张椿年的《从信仰到理性——意大利人文主义研究》以及对威利斯城和若干人物研究。其它欧洲国家史研究，如李礻右的《古代希腊史》、刘祖熙的《波兰通史简编》、陈勇的《商品经济与荷兰近代化》、他石的《瑞士联邦700年》等。
美洲史研究，主要是拉丁美洲和美国史研究。拉丁美洲史，有李春晖著《拉丁美洲史稿》。其它有关拉丁美洲经济制度、发展模式、一体化进程及民族民主运动史等著作，还有多种。美国史研究的著作相当之多，通史如黄绍湘的《美国通史简编》、杨生茂等的《新编美国史》等。刘绪贻、杨生茂还主编有《美国通史丛书》，已经出版的有丁则民主编的《美国内战与镀金时代1861—19世纪末》，刘绪贻主编的《战后美国史(1945—1986)》。有关美国政治、社会、移民、城市、经济、文化、外交政策、美国与其它国家或地区关系的著作，还有很多。一向甚少研究的加拿大史，已有宋佩珩的《枫叶国度：加拿大的过去和现在》。
非洲史研究，以通史为多。杨人木便“文革”前已写成而于新时期出版的《非洲通史》，是开拓之作。其它非洲通史著作还有多种，分量最重的是何芳川、宁骚、艾周昌、郑家馨、陆庭恩、彭坤元共同主编的《非洲通史》。陆庭恩还有《非洲与帝国主义》，其它还有关于非洲教育、非洲与美国关系及非洲人物的著作。非洲国别史研究不多，有杨灏城的《埃及近代史》等。
澳洲史研究，主要是澳大利亚史，已出版的有骆介子的《澳大利亚建国史》，郑寅达、秦佩君的《澳大利亚史》和吴桢福主编的《澳大利亚历史(1788—1942)》。
3.世界专门史研究。
研究的领域有了拓展，某些领域有所深入，有些领域我国学者已用马克思主义作出了的独立的研究评述。
世界经济史研究，有陶大镛主编的《外国经济史新论》上、下册，吴泽的《东方社会经济形态史论》，夏炎德的《欧美经济史》，刘云龙主编的《欧美近代经济史》，王章辉、孙娴主编的《工业社会的勃兴》等。
世界政治史研究，包括了东西方国家的国体政体主要是政治形态、政治制度的历史，如日知(林志纯)的《古代城邦制》，认为城邦制并非希腊、罗马所独有，而是遍及古代世界。施治生、刘欣如主编有《古代王权与专制主义》，刘学灵有《东方社会政治形态史论》。朱庭光主编的《法西斯新论》及《法西斯体制研究》，体现了我国学者在这一领域研究所达到的水平。国际关系史包括国际战争史，主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如王绳祖任总主编的《国际关系史》，书分10卷，系统地阐述了自有国际关系直到1979年的国际关系发展的历史过程。刘同舜主编的《战后世界历史长编》，半资料半著作性质，亦以国际关系为主要内容。还有些学者研究了联合国的历史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现代国际关系史上极其重要的事件，而国外大多数二战史著作对于作为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抗日战争普遍重视不够，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广泛而深切的关注。新时期我国第一部二战史著作，是1982年出版的由朱贵生、王振德、张椿年等编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其后，分量更重的有军事科学院历史研究部著的5卷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关于二战史的著作还有多部。革命运动史，包括民族解放运动、工人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如周伯乐著《第二国际史》、黄安淼等主编的《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等。
世界文化史研究，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史、思想史、教育史、宗教史、文学艺术史、自然科学史、世界文化史的综合研究等，著作甚多。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如黄NFDB9森总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已出8卷，庄福龄、沈云锁主编的4卷本《马克思主义史》。研究西方哲学史的，如朱德生主编的《西方哲学通史》第1卷，苗力田、李毓章主编的《西方哲学史新编》，李敦华的《基督教哲学1500年》等。研究西方社会科学史的，如胡寄窗的《1870年以来的西方经济学说史》、何勤华的《西方法学史》等。史学史著作稍多，如郭圣铭的《西方史学史概要》，杨豫的《西方史学史》，孙秉莹的《欧洲近代史学史》，张广智、张广勇的《现代西方史学》等。教育史如戴木博主编的和王天一编著的同名的《外国教育史》上、下册等。宗教史如罗竹凤主编的《宗教通史简编》等。文艺史如季羡林主编的《东方文学史》上、下册等。自然科学史如仓孝和《自然科学史简编——科学在历史上的作用及历史对科学的影响》等。综合地研究世界文化史的，如庄锡昌主编的《世界文化史·古代卷》及《近代卷》等。
(六)史学领域理论研究的进展。
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领域的理论研究，无论是对客观历史过程的理论考察(习称历史理论)，还是对历史学自身的理论考察(习称史学理论)，都有了突破性的进展。这方面论著极多，只能勾划一个非常粗线条的发展轮廓。
1.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突破性进展，至少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关于社会形态理论。70年代以前，人类社会按五种形态依次发展，被认为是无可争辩的铁则。新时期学者们依据马克思的有关论述与历史发展的事实本身，从多方面对五种形态说提出了质疑，并且认为否定五形态说并不等于否定人类历史发展存在基本规律，而是应根据历史事实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方向重新加以探讨。为此胡钟达提出四形态说，吴大琨提出六形态说，还有各种各样的三形态说。张光志撰写了一系列文章，集成《奴隶社会并非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也还有不少学者坚持五形态说，同时提出在常规性形式之外，又附以各种变异形式，如余树声的《历史哲学》所论。与社会形态问题相关连的，还有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原因的讨论，学者们也提出许多不同于以往的见解，限于篇幅，从略。与社会形态理论相关连的，还有历史规律问题，哲学界、史学界不少学者提出了历史选择论，以及历史选择论与历史规律论的关系问题，也因篇幅从略。
其二，关于文明历史内容。“文革”以前，文明史是阶级斗争的发展，成了讨论一切文明历史问题的理论前提，并因此而有阶级斗争观点是唯物史观核心的提法，极大地束缚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的历史视野。新时期在历史发展动力和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讨论中，不少学者对此进行了突破性探索。蒋大椿在1978年提出文明史不只是阶级斗争的发展，还应包括生产力发展、科学技术、语言文字等不具有阶级性的内容。80年代初，他又论述了人类文明史内容应当包括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人们相互关系(包括阶级关系)又斗争又统一的发展，以及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其后又在多篇文章中阐述，阶级斗争理论是唯物史观基本原理运用于文明史中阶级和阶级斗争现象，而得出的抽象层次较低的历史理论，不可能是唯物史观的核心。新时期史学界对文明史内容的理解，显然有了突破性进展。
其三，关于历史发展动力。“文革”以前，尽管有学者提出过一些其它见解，但阶级斗争是文明史发展的唯一动力，占据着绝对支配地位。新时期经过历史发展动力问题讨论，除极少数学者仍坚持阶级斗争是文明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外，学者们已提出了多种见解：刘泽华等认为生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林章等认为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赵吉惠认为适合生产力的生产关系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戎笙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是历史发展动力(其具体形式则有多种)；田崇勤认为社会基本矛盾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严钟奎等认为物质经济利益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俞兆鹏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原动力；伍宗华等提出社会各种矛盾运动的合力是历史发展的动力；陈依元等提出历史发展动力是一个系统；蒋大椿提出
实践动力说，即直接地或归根结底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人的实践活动是历史前进的动力等等。问题虽然还没有最终解决，认识显然已大大进展。
其四，关于历史创造者。“文革”前的基本提法是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其实际涵义常常为，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70年代末80年代初便有一些学者对此提出质疑。黎澍1984年在《历史研究》发表《论历史的创造及其它》，更鲜明地提出这个问题，引发了关于历史创造者问题的讨论。有不少学者仍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提法。提出来的新见解则有：黎澍认为人类历史是在一定条件制约下人们自己创造的；郭瑞祥提出从广狭两个涵义理解历史创造者；邓友平等提出人类历史是由社会合力共同创造的；蒋大椿提出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历史创造者完整认识的三个层次说。还有学者提出为人类历史发展提供新信息才是历史创造者的“新英雄史观”等。历史创造者问题的讨论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正日益产生出积极的作用。
另外，关于中国历史分期、历史人物评价、农民战争、民族关系等历史理论探讨，也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亦因篇幅从略。前述四个方面，应是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探讨的基本的突破性的进展。
2.史学理论学科的整体建设及研究进展。
1979年全国历史学规划会议提出加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史学界许多学者从研究实践中深深体悟到，不能再用历史唯物主义代替史学理论，历史学应当建设自己相对独立的史学理论学科，并且围绕史学理论学科建设展开了一系列史学理论专题研究，以及史学理论发展史的研究。
其一，体现史学理论学科整体建设的有，国家教委、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史学会等曾组织过多次史学理论的学术研讨会，尤其是1984年以来连续召开了十届全国史学理论讨论会。与会学者就历史与现实、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史学方法与方法论、历史认识论、社会形态理论、外国史学理论传入及其与中国史学关系、东方历史的发展道路理论、中国当代史学发展的理论回顾与史学理论研究回顾等一系列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全国性史学理论研究的专业学会。创办了史学理论研究的专业杂志《史学理论》(后改为《史学理论研究》)。直接体现史学理论整体建设的成果有葛懋春、谢本书主编的《历史科学概论》，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论》，吴泽主编的《史学概论》，姜义华、瞿林东、赵吉惠、马雪萍合著的《史学导论》等十余种史学理论著作。目前学者们对史学理论的研究对象、范围等，还存在不同的见解，这也是很正常的现象，说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学科还在形成、发展和建设之中。
其二，史学理论的专题研究论著甚多。研究较多的问题有：属于史学知识论的，如关于历史学的性质，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认为，由于唯物史观发现了历史发展规律，历史学成为科学。新时期有一些学者提出历史学既是科学，又是艺术，或者说历史学是科学和人文学的统一。何兆武则将历史学划分为两个部分：历史学Ⅰ即对史料或史实的认定属于科学；历史学Ⅱ即史实确认后的解释则超出了科学。这里并不存在“如实”的问题，严格说来，乃是一种艺术表现。庞卓恒则对此提出不同看法。问题还在讨论之中。关于历史学的功能，“文革”前的提法是古为今用，历史科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新时期黎澍强调提出历史学的科学性，一定要用科学的历史知识为现实服务。还有很多学者提出，历史学除了为政治服务，还应为经济、文化、育人服务。多家报刊组织史学功能问题讨论，学者们探讨了历史学的科学功能、社会功能及其相互关系。还有的学者提出了基础历史学与应用历史学的划分。属于历史认识论的，“文革”前对此基本上没有展开专门研究，新时期历史认识论研究已初步开展。许多学者撰文探讨了历史认识的主体、客体、中介、历史认识过程及其特征、历史认识的客观性、相对性、模糊性、历史思维特点，以及如何理解历史事实等。“文革”以前，史学方法单调贫乏。80年代出现“方法热”，史学方法的广泛探讨，实为新时期史学的一大新气象。除传统的唯物主义方法、阶级分析方法、历史主义方法，还探讨了由自然科学、其它社会科学与史学交叉而产生的一系列跨学科方法，诸如史学系统方法、史学计量方法、心理史学方法、社会历史学方法、历史地理学方法、历史人类学方法、模型方法、模糊方法等，还有历史比较方法、假说方法、口述史学方法、史论关系的处理方法等。史学方法论的研究也开始提上日程。由于篇幅，这里难以展开细述。属于历史编撰理论，“文革”前也很少研究，新时期许多论著探讨了历史编撰的理论与方法，内容涉及史学论著的结构、体裁、体例，以及史著的语言等。罗尔纲在太平天国史编撰中，白寿彝在大型中国通史编撰中，对新综合体作出了极具价值的探索。史学理论的专题研究中，也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有待进一步展开。
其三，较为广泛深入地开展了史学理论发展史的研究。首先，对外国史学理论发展的研究和介绍，是新时期史学理论史研究最引人注目的现象。除了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理论和史学方法续有研究外，相当多的史学论著研究和介绍了外国一大批著名史家、史学思想家，以及多种史学流派的历史观、历史发展理论和史学理论，包括法国年鉴学派、西方心智史学、美国当代史学、德国心态史学、前苏联史学理论、以托波尔斯基为代表的波兰史学方法论、中世纪阿拉伯史学、墨西哥史学理论，以及历史主义在西方的最新发展等。多种历史哲学、史学理论文选、译丛、丛书的出版，大大增加了中国史家对外国史学理论的较为系统的了解，何兆武、陈启能主编的《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等一批西方史学思潮、流派的研究性著作的出版，标志着我国史学界对国外史学理论的研究正在深入。其次，对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研究，已经较为全面地展开。有些西方学者承认中国古代历史文献资料丰富，但认为中国古代缺少史学思想和理论。许多史学论著较系统地发掘了中国古代从孔、孟到乾嘉时期众多史家、思想家的历史观点、史学观点，并且探讨了中国古代史学思想的基本特征，总结了中国古代史学优良传统的内涵及其与建设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关系。最后，对中国近代史学理论发展的研究，也取得了一系列可喜的研究成果。除了马克思主义史家的理论观点，对其他史学流派与许多著名史家的历史观、历史发展理论和史学理论，许多论著也作了较为深入的发掘，并且探讨了中国近代史学流派的理论观点与西方传入的各种理论以及与传统史学的关系，中国近代史学理论发展的轮廓正在被逐渐揭示出来。对外国、中国古代与近代史学理论发展的逐步深入系统的研究，必将进一步有益于当代中国史学理论的建设。(全文完)
①《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吴于廑撰“世界历史”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年版。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
责任编辑：蔡世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