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国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随着中国当代问题重新被重视起来而发展的，期间由于中关之间对峙局面的出现，研究者大多数会带有意识形态色彩，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不能做到公正地评价，后来越南战争等问题促使了美国开始反思现行的研究，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开辟了新的道路。进入20世纪70年代，中关之间开始对话，美国学者能够进入到中国内地进行考察，虽然有许多限制，但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工作带来了重要的讯息。改革开放的实行，美国的研究者可以在内地进行材料的收集和研究，促进了学术研究的深入和探索。
关键词：美国；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时代
中图分类号：61（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12-0057-07
美国对于中国问题的兴趣，是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并崛起而渐渐发展起来的。费正清在回忆此段历史时說：“它引起了公众异乎寻常的可以說是病态的关注，恰似25年后的水门事件那样。全国所有参加这场争论的人都充满了激情，似乎在做戏一样，然而这却是真的。”但是麦卡锡主义的到来却给中国问题的研究带来了灭顶之灾。它甚至“已经把中国问题研究领域‘拦腰折断’”了，这个时期中国问题研究虽然还在继续。问题基本上集中在中国古代历史的探讨上，到了20世纪60年代，当麦卡锡主义风潮过去以后，及中国“三大改造”、“抗美援朝”战役等等内外问题成功地处理，中国当代问题又一次进入了学者的研究范畴，时任美国当代中国研究委员会（Joint Committee on Contemporary China）主席戴德华（George Edward Taylor）說：“共产党中国是我们迫切的问题。”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博伊德（Julian P.Boyd）也表达了同样的愿望，他說：“了解中国乃是当今人类面临最紧迫的、思想上的和实践上的挑战，而且这一挑战必然会变得越来越紧迫。”余英时在回忆此段历史时也說：“1960年代以后，中国研究在美国很发达。”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也正是出于中国共产党的官方史学地位受到了美国学界的重视，但是目前学界对此探讨的力度还不够，所以有学者认为：“我们一直說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中国史坛的主流，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可是，世界上有相当一些国家学者在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推出成果，然而这里却乏人问津，这是好奇怪的现象。”所以說无论外国人的研究是否赞成，都应该听一下，其正面或者负面，都会对我们有好处的。鉴于此，笔者认为了解和认识美国上世纪50年代到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一方面可以知道此特殊时期美国的研究概况，做的心中有数。更重要的是，通过了解为我们学习和借鉴，进而加强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提供便益。
一
美国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也经历上述同样的历程，据学者考证，研究大体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显然，这是与美国重新关注中国问题确切地說是中国当代问题关系甚大，和其他中国问题研究面临的状况一样，由于中美之间的对峙，使得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无法身临到中国内地进行材料的收集，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在接受访谈时說，到20世纪60年代，你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站住了，世界上有影响了，这就引起了美国人的关注。当时知道中国以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社会地位、学术地位很高。美国中国学家当然要研究，何况我们自己是历史学家。但是资料却很难收集，只能从香港收集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史料，哪像现在史料铺天盖地的。费维恺是美国少有的几个研究中国史学史并且主要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学家，其所在学校密歇根大学成为了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博士培养点，因此他的话应该是比较可信的，他的这些话清楚地告诉了我们，美国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动机和困难，动机显示了中国的影响力，而困难则非常隐秘地告诉了我们，研究的局限性，甚至我们也可以预测其必定会存在种种的误解和误读。而冷战的存在，也会给研究者带来不好的影响，敌视及片面的观点也会时常出现。
虽然說，美国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大体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但是20世纪50年代末，这种关注已经出现了。由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翦伯赞、胡绳、吕振羽、华岗、向达等人任总编辑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编》在1954年由神州国光社出版，此套书涉及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捻军、回民起义等问题，规模庞大，是研究中国近代问题必备参考资料。当时编辑此套丛书具有政治教育意义，如《鸦片战争》第一册《序言》說：“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大事，它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是深重的。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便逐步陷入半殖民半封建的历史阶段……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终于胜利地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结束了由鸦片战争引起的历史命运。但是这并不等于說：垂死的帝国主义和封建残余不想作最后的挣扎而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因此，了解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悲惨景况和学习中国人民百折不挠的反抗精神，是十分重要的政治教育。”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鸦片战争是被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作为了解和学习的政治教育任务来完成的，此段序言也大致代表了这套丛书的理念以及当时中国对于帝国主义的看法。
费正清和芮玛丽等美国史学家也对此套丛书十分重视，这是与费正清这代学者的认识有很大的关系，尤其是费正清。众所周知，费正清被誉为现代美国中国学之父，他为美国中国历史研究从传统汉学转向以中国近代史为研究对象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为此他做了很多基础性的工作，编写目录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如与刘广京合编的《近代中国：1898-1937中文著作目录指南》，书中包含了1067部著作的详细目录，长达608页。费正清后来回忆此书說：“这部书至今仍令我爱不释手。只要案头有此书，我就能够随时告诉我的学生们他应当掌握的中文文献资料的有关情况。并指导他们如何去找。有了它，好象脑子里多了一根弦，使人感到更踏实，更可靠。”“更踏实”“更可靠”足以表明费正清对于此书的重视。1952年，又合编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汇编》，1950年油印本译稿《中国对西方的反应：1839-1923年文献通论》面世，1954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正式发行，此书标志着美国中国学研究范型的确立，即“冲击——反应”论，此书对美国中国学家影响深远，直到现在依然发生作用。费正清对编目和文献整理工作感慨颇深，說道：“文献和目录学方面的著作……为我的学生后来提出的专题性研究奠定了牢固基础。”并自称：“获得了近40年来自哈佛大学开发该项富矿的特权，大约有60种已出版的专著都直接源于此。”这些都說明，费正清对于目录及文献非常的重视，也說明了费正清在美国的中国学历史发展脉络中确确实实起到基础建设作用。出版于1954年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编》能够引起费正清等美国学者的高度重视，与上述费正清的认识关系甚大。他们组织了很多人为之写书评，他与芮玛丽为此套丛书也合写了总的引论。朱政惠教授认为此篇引论“代表了以费正清为代表的中国问题专家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立场和基本看法。”所以，我们必须对这篇引论作一个分析，以概括出此时美国中国学界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态度与看法。
在《总论》（Introduction）中，费氏等人认为：“编史是共产党中国的一种现象，这种现象是为了迎合现代集权体制的需要，也是两千多年帝制传统的遗骸。”这句话很明显反映出美国学者认为中共的编史是一种政治行为，虽然在前面的引文中，我们知道了中国方面此次作为也是政治的，但是对比费氏的言论，似乎编史在费氏那里只是为了新政权摇旗呐喊，甚至没有逃离出封建王朝修前朝史的轮回。其实费氏非常清楚在帝制中国时期，大部分王朝支持此种大规模编史行为，并用此禁止异端学說。很多中国学者为此兢兢业业地努力着，用以支持现行儒教及王朝正。可费氏认为，传统并不能一下子消失，“尤其当它适应新北京政权政治目的时。”也就是說，新中国的建立，不能改变修史是为了控制思想、控制言论的行为，所以他說：“孔教是有教化意味的，共产党教义也是如此。”虽然费氏等人也承认中共此次编史的内容犹如王朝编史一样，具有忠于原始文献以及社评很少的特点，也承认编史资料来源的可靠性及史料价值较高，它对于中外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带来方便性和无可估量的价值，但是终究没有逃脱中美意识形态对立的格局，他认为，每本文献的前言都对历史结论作了限制（犹如上引文所述），这点恰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将中国近代（modern century）放到马克思一列宁主义背景之下的。全文重点批评了每本书的前言，也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的观点作了批评，同时指出了编史的缺陷，并将恒慕义的《清代名人传》重点提出来。作为弥补的措施。综上，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时期的美国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某些做法是不赞成的，尤其是那些意识形态比较严重的地方，如每册的前言部分。他们希望维持历史学家的本色，而不要受到具有教条主义成分前言解释的局限，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出自己的结论。
除这篇总论，还有张馨保、Franz Michael、邓嗣禹、朱文长、罗荣邦、刘子健、房兆楹、房联喆（LIENCHE FANG）等人的书评文章，很明显评论此套丛书的人大部分人都是华裔学者，这些华裔学者具有深厚的国学基础，且部分学者具有编目经验，如房兆楹、杜联喆夫妇，刘子健先生，他们对于中国文献较为熟悉，得益于早年在华受到的教育，如刘子健先生1941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罗荣邦1934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朱文长1935年毕业于齐鲁大学等等，因此他们的书评文章能够公正地体现出此套丛书的价值及弊端。如房联喆的书评，她负责义和团部分，从总体上看，房氏认为，丛书编辑来源于中国几个世纪的传统，并不新鲜；其二，此套丛书将来必定有用，即使存在一些错误和偏见。前面的认识与费正清是持相同观点，而后面的认识，房氏限制在学术层面上，把意识形态很严重的前言說成缺点（shortcomings）和偏见（bias），全文重点指出的是丛书优点及不足，比如她說，有五本手稿是第一次发行。各种文献的出处，以及此时台湾关于这个问题的相关文献情况。房兆楹负责戊戌变法部分，也是对丛书的文献价值给予充分评价，指出丛书的贡献与缺陷。刘子健还希望日本方面在中日战争部分，也能够编辑同样丛书，为学术界提供资料支持。罗荣邦說，尽管有局限性，但是总体来說，中法战争资料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很多原始史料，是这个领域研究重要的参考书。朱文长說（负责回民起义），这套丛书对于近代中国研究具有重要的贡献，即使存在缺陷。张馨保說的更直接，鸦片战争资料绝对是研究的重要原始资料，它构成了一个里程碑（Landmark）。没有任何研究者在关注这场战争时能够忽略掉这套丛书。但是Franz Michael（负责太平天国）在书评时，则有将近一半的篇幅用来批评意识形态的问题，而对于文献的不足与贡献及其认识，显然与华裔学者相比差距较远，他在文章的结尾处說，从苏联教条模式来看，通过丛书的出版，共产党对于太平天国起义的解释达到了第三个阶段，即教条模式解說与历史描写（historical description）交合在一起。
总结地說，华裔学者偏重于文献的分析，而美国学者则重点提出丛书前言以及意识形态问题，很显然，华裔学者对于中国文献知识方面的了解远远高于美国学者，他们的评价能客观地反映出此套丛书的价值所在以及弊端，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源于华裔学者是民国时期在大陆受到的教育，而当时国共之间的对立没有解放后强烈，学者们对待学术问题思想比较单纯所致。美国学者的评价虽然也有文献方面的，但是意识形态的不断地提出，让我们感到了冷战意识的存在，即使在讨论学术问题时，也不能避免。此阶段美国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主体是华裔学者，华裔学者凭借双重文化身份，能够较好地为美国中国学服务。
二
20世纪60年代，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教授代表了此时期美国对待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态度，他主编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1961），《中国共产党人的中国近代史研究》（1961）以及《共产党中国的史学》（1968）三本论文集。1961年，费维恺为《美国历史评论》（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写过一篇题为《马克思主义外衣下的中国历史》（China’s History in Marxian Dress）文章，应该說反映出费氏对新中国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观点和态度。很明显，题目已经透露出费维恺的想法，费氏认为中国共产党将主要精力用来把现代历史置身于马克思一列宁一毛泽东主义的框架下，这种提法明显表达出费氏并不满意中国现代历史的编撰方法，所以他說“理解马克思主义外衣下的中国历史关键在于，被我称为无道理（meaninglessness）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对于历史的重新编撰，以及中共不断强调的部分，只是近代历史的一部分。也就是說，历史被编撰的片面化了。费氏还說，“五朵金花”正是遵循着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编撰原则进行书写，并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批判。全文强调的主旨，是在指责中共的编史带着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中国共产党的中国近代史研究》（Chinese communist studies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是哈佛大学出版社于1961年出版，书的封面上用中文写着“中国近代史论著选目”。这是一本由美国人编著的中国近代史的书目，描述了1949年至1959年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的五百本左右的著作。由于中美敌对状态导致所有的外交关系及交流的停滞，这本书选择的书目是有局限性的，只能尽力搜寻，而不能直接进入中国境内。对于历史期刊文章、报纸等，无论是普通期刊还是学术性的，都很有限。但是对中国的历史研究概况还是有一定了解的，在序言中他提到了中国历史研究机构是中国科学院的一部人。郭沫若是科学院的院长，也是历史研究机构的负责人，历史研究机构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即古代史，以郭沫若任所长；中世纪史，陈垣；现代史是范文澜。而且费氏他们知道范文澜开始是研究中国传统经典文学，后来才转向近代史研究的。虽然此书具有收集文献的限度，但是对于研究近代史的西方学者还是提供了资料支持。书中罗列的书目信息非常详细，如本书第12页，历史教学月刊社编辑，《中国农民起义论集》（论文是关于中国农民起义的；北京：五十年代出版社，1954）。原书的内容提要这样写道：“本书叙述了自汉末以至清末各个农民起义的梗概，从这些历史事实的叙述中可以理解中国农民反对剥削者的斗争的英勇，从而也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但是，历代的农民起义并没有把封建王朝彻底摧毁，以建立没有剥削和没有阶级的社会。因此，证明了只有工人阶级领导的革命，才能完成革命的目的。本书在說明各个农民起义的始末时，也清楚地论证了这一点。”这个提要，费氏在编著时并没有采用，费氏书中这样說：“这册书观点的总结是源自毛泽东在前言的话：‘在中国封建社会，只有……农民阶级斗争，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才是真正的历史前进的动力。’编者进一步强调他们的目的是‘揭穿和批判先前歪曲和否定农民起义的历史写作模式，追寻利用史实以提高祖国劳动人民的光辉业绩。’”费氏采用的是第三人称的手法描述和介绍书的内容，但是我们还是能够感觉出费氏对于此种意识形态浓厚书籍的不满。这册书影响很大，更多的学者是肯定它的学术价值的。认为它对于西方的中国学研究作出了贡献。但是对于书的标题《中国共产党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却存有异议，从字面上理解，此书关注的是中国共产党的近代史研究，但是孟森、邓之诚、李剑农等人并非中共人士。有些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已经去世，还有些人著作是明清时期的，只是在当今被再次印刷而已，这些都不符合“共产党”研究的提法。再则，虽然在每个部分前都有一个引言，但充满了强硬的色彩，似乎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挑衅。如本书33页有这样的言论，“中华人民共和国近代历史的研究与写作基本上是意识形态的实践……近代历史的内容和轮廓完全被政治领袖规定好的，历史学家只需带着复仇的心理去论述中国遭遇西方那一段历史。”这样的论调完全抹杀了历史学家的贡献，将学术研究套上了政治批判色彩，所以邓嗣禹（S.Y.Teng）批评其作法使得“读者总是被提醒冷战还在进行中。”并指出“纯粹的学术研究中，这样富有攻击色彩的语调应该被杜绝。我们应该相信在共产党中国中的学者所作出的贡献。”
1964年在英国召开了一次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研讨会，这次会议是西方一次重要的关于中国现代史学的研究会议，会议的名称为“中国共产主义者历史学”，当时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参与了会议的筹备工作，但是没有参加会议，美国方面有很多人参与其中如费维恺、唐德刚、包华德（Howard Lyon Boorman）等学者，会议论文有《共产主义者对中国农民战争之处理》、《共产党中国的中国近代经济史》、《共产主义者历史学中的唐代》、《共产主义中国的历史教学》、《中国共产主义者对19世纪中国外交关系的评估》、《作为历史学家的毛泽东》、《传统中国历史学和在共产主义下的改变》、《前中国历史之发现》、《中国共产主义者对太平天国的解释》等。1968年，费维恺又主编了《共产党中国的史学》（History in communist China），由Cambridge，M.T.T. Press于1968年出品，这套书的大部分文章都已经在1964年Ditchley Manor会议并由《中国季刊》第22-24期（1965）出版，所以此书的论调以及观点应该是能反映出上次会议的精神，同时也能反映出当时西方学界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态度，毕竟参与会议的除了美国还有其他国家的，当然由于本文的研究范围的限制及美国出席此次会议人数较多等缘故，所以笔者认为此套论文集比较准确地反映了美国当时学界的看法。此书是对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历史学家著作的一个初步的汇总，但是编者带着讽刺的口吻要求读者关注中国历史学家是如何在阶级斗争观点及带有讽刺色彩虚伪的所谓“历史主义”视角下研究历史。编者认为，新中国的历史研究是要用马克思主义及毛泽东思想对历史进行重新解释，历史学家的功用是演示中国历史中的阶级斗争。历史研究反映出中共政权的强势及目的性。如此看来，历史研究在编者眼中几乎成了政权的附庸，无任何价值可在，满纸充满对新中国历史研究的嘲讽和敌视。Chalmers Johnson在书评中赞同费维恺的說法，指责中国历史学家是为中共政体服务的，是带有浓厚意识形态的，犹如19世纪时期的日本，这种编史犹如潜在的自杀行为。谴责的语调比比皆是。郭斌佳（Ping-chia Kuo）的书评较为客观，能够具体分析书中的观点，学术性较强，如他认为，阶级论既是共产党史学家的优点也是缺点。
到了1969年，James P.Harrison的《中国共产党和农民战争：对中国历史重新书写的一个研究》（The Communists and Chinese Peasant Rebellions：A Study in the Rewriting of Chinese History）由New York：Atheneum出版，1970年London：Victor Gollancz再次出版。这本书述說了中国农民战争理论，包括起义原因、领导阶层、起义的口号及失败原因等，作者认为，中共的农民战争历史的理论并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历史，但是却能达到他们最重要的目的。这个目标就是为中国的阶级斗争理论提供支持，作者在书中对年轻的所谓“毛主义”历史学家进行重点分析，引用了很多他们的观点，这些年轻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更激进，更富有民族主义情绪，他们认为中国农民战争具有独特的革命品质，作者批评了这些观点，指责其意识形态太过严重。这本书出版后得到学界的好评。不过，此书的很多观点和结论实际上早在1964年Ditchley Manor会议已经发表，相关文章刊登于1965年《中国季刊》第24期，只不过著作增加了更多数据与案例而已。总结地說，20世纪60年代美国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起重要推动作用的应该当属1964年的会议，而《中国季刊》在其中扮演了不可忽视的角色，因此在研究此段时期西方学界的观点时，不能漠视Ditchley Manor会议及《中国季刊》。同时，还要明晰地是，这段时期研究是以费维恺为代表的，带有冷战思维以及敌视态度开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并且研究以编书目为特征。实际上这种研究根本无法深入，只是停留在介绍阶段，虽然编者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意识形态特点，但是缺乏实证的分析，即使出现James P.Harrison的著作，但不占主流。
三
进入20世纪70年代，中美之间的对峙局面由于尼克松的访华逐渐地走向正常化，与此同时，两国之间的学术交流随之迎来了新时代。从1974年，美国相继派出专家代表团访问中国，主要有两个目的：“一则了解中国学术研究动态，二则摸清中国相关的学术机构、专家，及相关的研究成果，从而为以后双方的交往奠定基础。”但是20世纪70年代很长一段时间似乎对美国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不太公平，他们不能以历史学家的身份来华，比如1974年以美国社会科学委员会草药学代表团的身份访问中国，魏斐德（Frederic Evans Wakeman Jr）当年只是翻译和文化顾问。1977年，柯文（Paul A.Cohen）作为青年政治领袖代表团（the Young Political Leaders Delegation）访问过中国。只是这次由于时间短暂没有对中国进行深入的了解，再则文革刚刚结束，改革开放的国策还没有制定，政治空气还是比较紧张的，所以柯文虽然见到部分是史学家，但了解中国史学状况的愿望没有完全实现。直到1979年明清史专家代表团访华。此种情况才得以改变。但依然有许多限制，虽然他们是第一批被允许进入档案馆的外国人，但实际上是不允许使用这些档案的。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初，中美学术交流才开始解冻，为双方的信息的沟通提供了条件。总而言之，20世纪70年代尽管出现了缓和现象，但美国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者依然不能进入内地进行资料的收集和研究，也就是說，研究条件与前期差别不大。然而美国国内却出现了重大的转变，1960年后期，美国的政治社会开始发生变化。民众开始对美国政府发动越南战争，将西方文明强加于人的做法，表示不满。一些激进人士甚至对中国的“文革”也产生了向往。生活在这个年代中的年轻人，他们都比较左翼，也熟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就历史观来說，他们都想突破资本主义社会的某种束缚，探索在西方历史以外的不同途径。也不再轻易认为“凡是‘近代的’就必然是‘文明的’的，”美国史家开始“站在中国，而不是西方的立场来考察历史。”这里面体现出了迥异于前期的意识形态过重的现象，而将更多的精力用于真正的学术研究上，美国的中国研究呈现“学术化”趋势。期间，美国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也发生了改变。
美国左翼学者德里克（Arif Dirlik，1940-）出版了《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年出版，中国大陆2005年才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发行了中译本。德里克研究的主要任务涉及：分析20世纪3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解释的起源及其性质，阐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中国历史时所面对的问题，并考察他们对当时中国的革命性变革的专注是如何塑造了他们处理理论和历史问题的方式（中译文，第2-3页）。这种研究与前期美国学者的方式截然不同，他是从学术的角度探讨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起源、演变等历史。费侠莉（Charlotte Furth）评述表明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出现背景不仅仅局限于中国，也应该属于我们自己。这种表述說明了前期妖魔化过分强调意识形态做法开始转变。中国学者陈峰說的更加地透彻，此书出版的1978年，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德里克表现出克服政治偏见，客观估量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努力。”并提出了此书对于我国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两点启示，“一是跳脱意识形态话语，注重挖掘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内涵，并将评论克制在学术层面上；二是在问题意识的引导下把握马克思主义史学，从描述转向分析。”在整个世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处于凋敝状态下，德里克的研究或许能够给予另外一种良性的刺激。值得注意的是，海外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很少被国内引进，德里克的《革命与历史》出版一方面透露出此书的学术性，而非上文如费维恺等人著作中冷战仇视意味，另一方面，也显示了美国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学术性的重视。应该說，这是一本转型性著作，标志着美国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从政治对抗到学术探讨。
改革开放后，由于中美之间对峙局面的打破，很多学者能够进入到中国内地进行资料的收集和实地考察，从这个时期开始，史料逐渐地“铺天盖地”的。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邀请美国代表团访华，成员有魏斐德、孔飞力等人，此次访问加深了对图书馆、档案馆、史学家、大学机构等方面认识。魏斐德回国后，写了一篇学术会议报告即《太平天国史学史新动向》，他认为中国目前的研究揭示了“中国的社会理论的根本转变”，同时也与“西方史学家当中对所谓‘后革命社会运动’递增的兴趣开始同步”，认识完全没有敌对意识的存在，同时客观地评价了中国史学研究的成就和进步。除了实地考察外，改革开放后，学术性的加强及信息获取的及时性也是美国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重要特征。学术性方面，如刘广京的《世界观和农民起义：后毛时代的史学反思》一文，刘广京高度地评价了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以及四人帮的粉碎对于中国史学研究的促进作用，总的来說，以前阶级斗争理论下的史学研究被“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代替，胡适、陈独秀等人被重新定位，获得了应有的殊荣。农民问题、农民起义依旧受到重视，但是结论与先前文化大革命前及中不同，新的评价关注于农民战争的性质和局限，农民战争对中国历史的作用，并且新的解释不仅关注起义中的农民还要关注农民的世界观，如此看来，美国学者的分析已经深入到研究精华，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者的贡献能够从学术层面予以表彰和发掘。信息获取的及时性。国门的开放为信息的及时传播提供条件，如这样一篇文章《明清土地关系模型的新数据——一个研究记录》，作者說，“有很多关于明清时期土地方面的作品，这些作品结论都是根据同一文献。目前，我获得的这些资料是以前学者没有使用过的，国外学者也不知道。这些资料可以为既存的一些观点提供支持。但也会推翻某些结论。”作者还提到这些资料馆藏地方，以及资料的分布，并且对目前研究明清土地这个领域的顶尖级专家及观点进行介绍。此文发表在《亚洲研究杂志》，该刊是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核心刊物之一，对美国中国史研究学界影响很大。而对于中国国内这些学术信息登载，足以說明改革开放对于美国研究中国的深入及学术最新信息获得的及时性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虽然說，此文并不是专门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但是可以为此阶段的研究提供一个背景知识，說明国外对于中国的了解相对于前期已经有了巨大的转变，文章的作者是位在华的本土中国人，也說明了信息的获取可以不需局限于国外来华的访问。所以說，改革开放对于美国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影响甚大，作为一种外部条件它使得美国史学家在资料、信息、学术交流等方面获得了巨大的便益，同时也为中国学者带来了异国的看法，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因素，在这种交流中，中国再次加入了世界发展的大潮中。
“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却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刘东语），在中国马克思史学家们局限于本国的研究时候，国外依然在条件非常艰苦的环境下孜孜不倦地对中国进行研究，没有间断。虽然有诸多的错误和不足，但是作为另一视角，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深化起到推动作用。而具体到美国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可以看出。在学术研究上逐渐地摆脱了意识形态的对抗，加深了研究的学术性；在外部条件上，中美交流逐渐正常化，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带来了资料信息等方面优势。这些都为美国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发展注入了活力。
责任编辑 文嵘